逃的辯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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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時候,做女人大晦氣,一舉一動,都是錯的,這個也罵,那個也罵。

    現在這晦氣落在學生頭上了,進也挨罵,退也挨罵。

     我們還記得,自前年冬天以來,學生是怎麼鬧的,有的要南來,有的要北上,南來北上,都不給開車。

    待到到得首都,頓首請願,卻不料“為反動派所利用”,許多頭都恰巧“碰”在刺刀和槍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

    〔2〕驗屍之後,報告書上說道,“身上五色”。

    我實在不懂。

     誰發一句質問,誰提一句抗議呢?有些人還笑罵他們。

     還要開除,還要告訴家長,還要勸進研究室。

    一年以來,好了,總算安靜了。

    但不料榆關〔3〕失了守,上海還遠,北平卻不行了,因為連研究室也有了危險。

    住在上海的人們想必記得的,去年二月的暨南大學,勞動大學,同濟大學……,研究室裡還坐得住麼?〔4〕北平的大學生是知道的,并且有記性,這回不再用頭來“碰”刺刀和槍柄了,也不再想“自行失足落水”,弄得“身上五色”了,卻發明了一種新方法,是:大家走散,各自回家。

     這正是這幾年來的教育顯了成效。

     然而又有人來罵了〔5〕。

    童子軍還在烈士們的挽聯上,說他們“遺臭萬年”〔6〕。

     但我們想一想罷:不是連語言曆史研究所〔7〕裡的沒有性命的古董都在搬家了麼?不是學生都不能每人有一架自備的飛機麼?能用本國的刺刀和槍柄“碰”得瘟頭瘟腦,躲進研究室裡去的,倒能并不瘟頭瘟腦,不被外國的飛機大炮,炸出研究室外去麼? 阿彌陀佛! 一月二十四日。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申報·自由談》,原題為《“逃”的合理化》,署名何家幹。

     〔2〕指學生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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