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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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本的編輯的體例，是和前一本相同的，也是按照着寫作的時候。
凡在刊物上發表之作，上半年也都經過官廳的檢查，大約總不免有些删削，不過我懶于一一校對，加上黑點為記了。
隻要看過前一本，就可以明白犯官忌的是那些話。
被全篇禁止的有兩篇：一篇是《什麼是諷刺》，為文學社的《文學百題》〔1〕而作，印出來時，變了一個“缺”字；一篇是《從幫忙到扯淡》，為《文學論壇》而作，至今無蹤無影，連“缺”字也沒有了。
為了寫作者和檢查者的關系，使我間接的知道了檢查官，有時頗為佩服。
他們的嗅覺是很靈敏的。
我那一篇《從幫忙到扯淡》，原在指那些唱導什麼兒童年，婦女年〔2〕，讀經救國，敬老正俗，中國本位文化，第三種人文藝等等的一大批政客豪商，文人學士，從已經不會幫忙，隻能扯淡這方面看起來，确也應該禁止的，因為實在看得太明，說得太透。
别人大約也和我一樣的佩服，所以早有文學家做了檢查官的風傳，緻使蘇汶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的《大晚報》上發表了這樣的公開信： “《火炬》編輯先生大鑒：頃讀本月四日貴刊‘文學評論’專号，載署名聞問君的《文學雜談》一文，中有——‘據道路傳聞蘇汶先生有以七十元一月之薪金彈冠入××（照錄原文）會消息，可知文藝雖不受時空限制，卻頗受“大洋”限制了。
’等語，聞之不勝憤慨。
汶于近數年來，絕未加入任何會工作，并除以編輯《現代雜志》及賣稿糊口外，亦未受任何組織之分文薪金。
所謂入××會雲雲，雖經×報謠傳，均以一笑置之，不料素以态度公允見稱之貴刊，亦複信此讕言，披諸報端，則殊有令人不能已于言者。
汶為愛護貴刊起見，用特申函奉達，尚祈将原書賜登最近貴刊，以明真相是幸。
專此敬頌 編安。
蘇汶（杜衡）謹上。
十二月五日。
” 一來就說作者得了不正當的錢是近來文壇上的老例，我被人傳說拿着盧布就有四五年之久，直到九一八以後，這才将盧布說取消，換上了“親日”的更加新鮮的罪狀。
我是一向不“為愛護貴刊起見”的，所以從不寄一封辨正信。
不料越來越濫，竟謠到蘇汶先生頭上去了，可見謠言多的地方，也是“有一利必有一弊”。
但由我的經驗說起來，檢查官之“愛護”“第三種人”，卻似乎是真的，我去年所寫的文章，有兩篇冒犯了他們，一篇被删掉（《病後雜談之餘》），一篇被禁止（《臉譜臆測》）了。
也許還有類于這些的事，所以令人猜為“入××（照錄原文）會”〔3〕了罷。
這真應該“不勝憤慨”，沒有受慣奚落的作家，是無怪其然的。
然而在對于真的造謠，毫不為怪的社會裡，對于真的收賄，也就毫不為怪。
如果收賄會受制裁的社會，也就要制裁妄造收賄的謠言的人們。
所以用造謠來傷害作家的期刊，它隻能作報銷，在實際上很少功效。
其中的四篇，原是用日本文寫的，現在自己譯出，并且對于中國的讀者，還有應該說明的地方——一，《活中國的姿态》的序文裡，我在對于“支那通”加以譏刺，且說明日本人的喜歡結論，語意之間好像笑着他們的粗疏。
然而這脾氣是也有長處的，他們的急于尋求結論，是因為急于實行的緣故，我們不應該笑一笑就完。
二，《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是在六月号的《改造》雜志上發表的，這時我們的“聖裔”，正在東京拜他們的祖宗，興高采烈。
曾由亦光君譯出，載于《雜文》〔4〕雜志第二号（七月），現在略加改定，轉錄在這裡。
三，在《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的序文裡，我聲明了我的高興，但還有一種原因卻未曾說出，是經十年之久，我竟報複了我個人的私仇。
當一九二六年時，陳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開對于我的人身攻擊，說我的這一部著作，是竊取鹽谷溫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裡面的“小說”一部分的；《閑話》裡的所謂“整大本的剽竊”，指的也是我〔5〕。
現在鹽谷教授的書早有中譯，我的也有了日譯，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有誰指出我的“剽竊”來呢？嗚呼，“男盜女娼”，是人間大可恥事，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謊狗”的旗子，回敬自稱“正人君子”的陳源教授，倘他無法洗刷，就隻好插着生活，一直帶進墳墓裡去了。
四，《關于
凡在刊物上發表之作，上半年也都經過官廳的檢查，大約總不免有些删削，不過我懶于一一校對，加上黑點為記了。
隻要看過前一本，就可以明白犯官忌的是那些話。
被全篇禁止的有兩篇：一篇是《什麼是諷刺》，為文學社的《文學百題》〔1〕而作，印出來時，變了一個“缺”字；一篇是《從幫忙到扯淡》，為《文學論壇》而作，至今無蹤無影，連“缺”字也沒有了。
為了寫作者和檢查者的關系，使我間接的知道了檢查官，有時頗為佩服。
他們的嗅覺是很靈敏的。
我那一篇《從幫忙到扯淡》，原在指那些唱導什麼兒童年，婦女年〔2〕，讀經救國，敬老正俗，中國本位文化，第三種人文藝等等的一大批政客豪商，文人學士，從已經不會幫忙，隻能扯淡這方面看起來，确也應該禁止的，因為實在看得太明，說得太透。
别人大約也和我一樣的佩服，所以早有文學家做了檢查官的風傳，緻使蘇汶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的《大晚報》上發表了這樣的公開信： “《火炬》編輯先生大鑒：頃讀本月四日貴刊‘文學評論’專号，載署名聞問君的《文學雜談》一文，中有——‘據道路傳聞蘇汶先生有以七十元一月之薪金彈冠入××（照錄原文）會消息，可知文藝雖不受時空限制，卻頗受“大洋”限制了。
’等語，聞之不勝憤慨。
汶于近數年來，絕未加入任何會工作，并除以編輯《現代雜志》及賣稿糊口外，亦未受任何組織之分文薪金。
所謂入××會雲雲，雖經×報謠傳，均以一笑置之，不料素以态度公允見稱之貴刊，亦複信此讕言，披諸報端，則殊有令人不能已于言者。
汶為愛護貴刊起見，用特申函奉達，尚祈将原書賜登最近貴刊，以明真相是幸。
專此敬頌 編安。
蘇汶（杜衡）謹上。
十二月五日。
” 一來就說作者得了不正當的錢是近來文壇上的老例，我被人傳說拿着盧布就有四五年之久，直到九一八以後，這才将盧布說取消，換上了“親日”的更加新鮮的罪狀。
我是一向不“為愛護貴刊起見”的，所以從不寄一封辨正信。
不料越來越濫，竟謠到蘇汶先生頭上去了，可見謠言多的地方，也是“有一利必有一弊”。
但由我的經驗說起來，檢查官之“愛護”“第三種人”，卻似乎是真的，我去年所寫的文章，有兩篇冒犯了他們，一篇被删掉（《病後雜談之餘》），一篇被禁止（《臉譜臆測》）了。
也許還有類于這些的事，所以令人猜為“入××（照錄原文）會”〔3〕了罷。
這真應該“不勝憤慨”，沒有受慣奚落的作家，是無怪其然的。
然而在對于真的造謠，毫不為怪的社會裡，對于真的收賄，也就毫不為怪。
如果收賄會受制裁的社會，也就要制裁妄造收賄的謠言的人們。
所以用造謠來傷害作家的期刊，它隻能作報銷，在實際上很少功效。
其中的四篇，原是用日本文寫的，現在自己譯出，并且對于中國的讀者，還有應該說明的地方——一，《活中國的姿态》的序文裡，我在對于“支那通”加以譏刺，且說明日本人的喜歡結論，語意之間好像笑着他們的粗疏。
然而這脾氣是也有長處的，他們的急于尋求結論，是因為急于實行的緣故，我們不應該笑一笑就完。
二，《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是在六月号的《改造》雜志上發表的，這時我們的“聖裔”，正在東京拜他們的祖宗，興高采烈。
曾由亦光君譯出，載于《雜文》〔4〕雜志第二号（七月），現在略加改定，轉錄在這裡。
三，在《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的序文裡，我聲明了我的高興，但還有一種原因卻未曾說出，是經十年之久，我竟報複了我個人的私仇。
當一九二六年時，陳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開對于我的人身攻擊，說我的這一部著作，是竊取鹽谷溫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裡面的“小說”一部分的；《閑話》裡的所謂“整大本的剽竊”，指的也是我〔5〕。
現在鹽谷教授的書早有中譯，我的也有了日譯，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有誰指出我的“剽竊”來呢？嗚呼，“男盜女娼”，是人間大可恥事，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謊狗”的旗子，回敬自稱“正人君子”的陳源教授，倘他無法洗刷，就隻好插着生活，一直帶進墳墓裡去了。
四，《關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