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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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誰，隻要站在“辯誣”的地位的，無論辯白與否，都已經是屈辱。
更何況受了實際的大損害之後，還得來辯誣。
我們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國巡捕擊殺了，〔2〕我們并不還擊，卻先來趕緊洗刷犧牲者的罪名〔3〕。
說道我們并非“赤化”，因為沒有受别國的煽動；說道我們并非“暴徒”，因為都是空手，沒有兵器的。
我不解為什麼中國人如果真使中國赤化，真在中國暴動，就得聽英捕來處死刑？記得新希臘人也曾用兵器對付過國内的土耳其人，〔4〕卻并不被稱為暴徒；俄國确已赤化多年了，也沒有得到别國開槍的懲罰。
而獨有中國人，則市民被殺之後，還要皇皇然辯誣，張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
其實，這原由是很容易了然的，就因為我們并非暴徒，并未赤化的緣故。
因此我們就覺得含冤，大叫着僞文明的破産。
可是文明是向來如此的，并非到現在才将假面具揭下來。
隻因為這樣的損害，以前是别民族所受，我們不知道，或者是我們原已屢次受過，現在都已忘卻罷了。
公道和武力合為一體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現，那萌芽或者隻在幾個先驅者和幾群被迫壓民族的腦中。
但是，當自己有了力量的時候，卻往往離而為二了。
但英國究竟有真的文明人存在。
今天，我們已經看見各國無黨派智識階級勞動者所組織的國際工人後援會，大表同情于中國的《緻中國國民宣言》〔5〕了。
列名的人，英國就有培那特蕭（BernardShaw）〔6〕，中國的留心世界文學的人大抵知道他的名字；法國則巴爾布斯（HenriBarbusse）〔7〕，中國也曾譯過他的作品。
他的母親卻是英國人；或者說，因此他也富有實行的質素，法國作家所常有的享樂的氣息，在他的作品中是絲毫也沒有的。
現在都出而為中國鳴不平了，所以我覺得英國人的品性，我們可學的地方還多着，——但自然除了捕頭，商人，和看見學生的遊行而在屋頂拍手嘲笑的娘兒們。
我并非說我們應該做“愛敵若友”的人，不過說我們目下委實并沒有認誰作敵。
近來的文字中，雖然偶有“認清敵人”這些話，那是行文過火的毛病。
倘有敵人，我們就早該抽刃而起，要求“以血償血”了。
而現在我們所要求的是什麼呢？辯誣之後，不過想得點輕微的補償；那辦法雖說有十幾條〔8〕，總而言之，單是“不相往來”，成為“路人”而已。
雖是對于本來極密的友人，怕也不過如此罷。
然而将實話說出來，就是：因為公道和實力還沒有合為一體，而我們隻抓得了公道，所以滿眼是友人，即使他加了任意的殺戮。
如果我們永遠隻有公道，就得永遠着力于辯誣，終身空忙碌。
這幾天有些紙貼在牆上，仿佛叫人勿看《順天時報》〔9〕似的。
我從來就不大看這報，但也并非“排外”，實在因為它的好惡，每每和我的很不同。
然而也間有很确，為中國人自己不肯說的話。
大概兩三年前，正值一種愛國運動的時候罷，偶見一篇它的社論〔10〕，大意說，一國當衰弊之際，總有兩種意見不同的人。
一是民氣論者，側重國民的氣概，一是民力論者，專重國民的實力。
前者多則國家終亦漸弱，後者多則将強。
我想，這是很不錯的；而且我們應該時時記得的。
可惜中國曆來就獨多民氣論者，到現在還如此。
如果長此不改，“再而衰，三而竭”〔11〕，将來會連辯誣的精力也沒有了。
所以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氣時，尤必須同時設法增長國民的實力，還要永遠這樣的幹下去。
因此，中國青年負擔的煩重，就數倍于别國的青年了。
因為我們的古人将心力大抵用到玄虛漂渺平穩圓滑上去了，便将艱難切實的事情留下，都待後人來補做，要一人兼做兩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現在可正到了試練的時候了。
對手又是堅
更何況受了實際的大損害之後，還得來辯誣。
我們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國巡捕擊殺了，〔2〕我們并不還擊，卻先來趕緊洗刷犧牲者的罪名〔3〕。
說道我們并非“赤化”，因為沒有受别國的煽動；說道我們并非“暴徒”，因為都是空手，沒有兵器的。
我不解為什麼中國人如果真使中國赤化，真在中國暴動，就得聽英捕來處死刑？記得新希臘人也曾用兵器對付過國内的土耳其人，〔4〕卻并不被稱為暴徒；俄國确已赤化多年了，也沒有得到别國開槍的懲罰。
而獨有中國人，則市民被殺之後，還要皇皇然辯誣，張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
其實，這原由是很容易了然的，就因為我們并非暴徒，并未赤化的緣故。
因此我們就覺得含冤，大叫着僞文明的破産。
可是文明是向來如此的，并非到現在才将假面具揭下來。
隻因為這樣的損害，以前是别民族所受，我們不知道，或者是我們原已屢次受過，現在都已忘卻罷了。
公道和武力合為一體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現，那萌芽或者隻在幾個先驅者和幾群被迫壓民族的腦中。
但是，當自己有了力量的時候，卻往往離而為二了。
但英國究竟有真的文明人存在。
今天，我們已經看見各國無黨派智識階級勞動者所組織的國際工人後援會，大表同情于中國的《緻中國國民宣言》〔5〕了。
列名的人，英國就有培那特蕭（BernardShaw）〔6〕，中國的留心世界文學的人大抵知道他的名字；法國則巴爾布斯（HenriBarbusse）〔7〕，中國也曾譯過他的作品。
他的母親卻是英國人；或者說，因此他也富有實行的質素，法國作家所常有的享樂的氣息，在他的作品中是絲毫也沒有的。
現在都出而為中國鳴不平了，所以我覺得英國人的品性，我們可學的地方還多着，——但自然除了捕頭，商人，和看見學生的遊行而在屋頂拍手嘲笑的娘兒們。
我并非說我們應該做“愛敵若友”的人，不過說我們目下委實并沒有認誰作敵。
近來的文字中，雖然偶有“認清敵人”這些話，那是行文過火的毛病。
倘有敵人，我們就早該抽刃而起，要求“以血償血”了。
而現在我們所要求的是什麼呢？辯誣之後，不過想得點輕微的補償；那辦法雖說有十幾條〔8〕，總而言之，單是“不相往來”，成為“路人”而已。
雖是對于本來極密的友人，怕也不過如此罷。
然而将實話說出來，就是：因為公道和實力還沒有合為一體，而我們隻抓得了公道，所以滿眼是友人，即使他加了任意的殺戮。
如果我們永遠隻有公道，就得永遠着力于辯誣，終身空忙碌。
這幾天有些紙貼在牆上，仿佛叫人勿看《順天時報》〔9〕似的。
我從來就不大看這報，但也并非“排外”，實在因為它的好惡，每每和我的很不同。
然而也間有很确，為中國人自己不肯說的話。
大概兩三年前，正值一種愛國運動的時候罷，偶見一篇它的社論〔10〕，大意說，一國當衰弊之際，總有兩種意見不同的人。
一是民氣論者，側重國民的氣概，一是民力論者，專重國民的實力。
前者多則國家終亦漸弱，後者多則将強。
我想，這是很不錯的；而且我們應該時時記得的。
可惜中國曆來就獨多民氣論者，到現在還如此。
如果長此不改，“再而衰，三而竭”〔11〕，将來會連辯誣的精力也沒有了。
所以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氣時，尤必須同時設法增長國民的實力，還要永遠這樣的幹下去。
因此，中國青年負擔的煩重，就數倍于别國的青年了。
因為我們的古人将心力大抵用到玄虛漂渺平穩圓滑上去了，便将艱難切實的事情留下，都待後人來補做，要一人兼做兩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現在可正到了試練的時候了。
對手又是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