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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第一期的《〈圖書評論〉所評文學書部分的清算》〔2〕,是很有趣味,很有意義的一篇賬。

    這《圖書評論》〔3〕不但是“我們唯一的批評雜志”,也是我們的教授和學者們所組成的唯一的聯軍。

    然而文學部分中,關于譯注本的批評卻占了大半,這除掉那《清算》裡所指出的各種之外,實在也還有一個切要的原因,就是在我們學術界文藝界作工的人員,大抵都比他的實力憑空跳高一級。

     校對員一面要通曉排版的格式,一面要多認識字,然而看現在的出版物,“己”與“已”,“戮”與“戳”,“剌”與“刺”,在很多的眼睛裡是沒有區别的。

    版式原是排字工人的事情,因為他不管,就壓在校對員的肩膀上,如果他再不管,那就成為和大家不相幹。

    作文的人首先也要認識字,但在文章上,往往以“戰'G”為“戰包”,以“已竟”為“已經”;“非常頑豔”是因妒殺人的情形;“年已鼎盛”的意思,是說這人已有六十多歲了。

    至于譯注的書,那自然,不是“硬譯”,就是誤譯,為了訓斥與指正,竟占去了九本《圖書評論》中文學部分的書數的一半,就是一個不可動搖的證明。

     這些錯誤的書的出現,當然大抵是因為看準了社會上的需要,匆匆的來投機,但一面也實在為了勝任的人,不肯自貶聲價,來做這用力多而獲利少的工作的緣故。

    否則,這些譯注者是隻配埋首大學,去謹聽教授們的指示的。

    隻因為能夠不至于誤譯的人們潔身遠去,出版界上空蕩蕩了,遂使小兵也來挂着帥印,辱沒了翻譯的天下。

     但是,勝任的譯注家那裡去了呢?那不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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