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關燈
的史傳,還知道“中世紀的東歐是三種思想的沖突點”〔15〕,豈就會偏不知道趙家末葉的中國,是蒙古人的淫掠場?拔都元帥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國時,所至淫掠婦女,焚燒廬舍,到山東曲阜看見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着罵道:“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的,不就是你嗎?”夾臉就給他一箭。

    這是宋人的筆記〔16〕裡垂涕而道的,正如現在常見于報章上的流淚文章一樣。

    黃詩人所描寫的“斡羅斯”那“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摟……”那些妙文,其實就是那時出現于中國的情形。

    但一到他的孫子,他們不就攜手“西征”了嗎?現在日本兵“東征”了東三省,正是“民族主義文學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亞細亞勇士們張大吃人的血口”的開場。

    不過先得在中國咬一口。

    因為那時成吉思皇帝也像對于“斡羅斯”一樣,先使中國人變成奴才,然後趕他打仗,并非用了“友誼”,送柬帖來敦請的。

    所以,這沈陽事件,不但和“民族主義文學”毫無沖突,而且還實現了他們的理想境,倘若不明這精義,要去硬送頭顱,使“亞細亞勇士”減少,那實在是很可惜的。

     那麼,“民族主義文學”無須有那些嗚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調子嗎?謹對曰:要有的,他們也一定有的。

    否則不抵抗主義,城下之盟〔17〕,斷送土地這些勾當,在沉靜中就顯得更加露骨。

    必須痛哭怒号,摩拳擦掌,令人被這擾攘嘈雜所惑亂,聞悲歌而淚垂,聽壯歌而憤洩,于是那“東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隐隐的跨過去了。

    落葬的行列裡有悲哀的哭聲,有壯大的軍樂,那任務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熱鬧來掩過了這“死”,給大家接着就得到“忘卻”。

    現在“民族主義文學”的發揚踔厲,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盡着同一的任務的。

     但這之後,“民族主義文學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

    因為有一個問題,更加臨近,就是将來主子是否不至于再蹈拔都元帥的覆轍,肯信用而且優待忠勇的奴才,不,勇士們呢?這實在是一個很要緊,很可怕的問題,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榮”的大關鍵。

     曆史告訴我們:不能的。

    這,正如連“民族主義文學者”也已經知道一樣,不會有這一回事。

    他們将隻盡些送喪的任務,永含着戀主的哀愁,須到無産階級革命的風濤怒吼起來,刷洗山河的時候,這才能脫出這沉滞猥劣和腐爛的運命。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文學導報》第一卷第六、七期合刊。

    署名晏敖。

     〔2〕“民族主義文學”一九三○年六月由國民黨當局策劃的文學運動,發起人是潘公展、範争波、朱應鵬、傅彥長、王平陵等國民黨文人。

    曾出版《前鋒周報》、《前鋒月刊》等,假借“民族主義”的名義,反對無産階級革命文學,提倡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文學。

    九一八事變後,又為蔣介石的投降賣國政策效勞。

     〔3〕“為王前驅”語見《詩經·衛風·伯兮》,原是為王室征戰充當先鋒的意思。

    這裡用來指“民族主義文學”為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内”的賣國投降政策制造輿論,實際上也就是為日本侵略者進攻中國開辟道路。

     〔4〕宣言指一九三○年六月一日發表的《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連載于《前鋒周報》第二、三期(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0.11193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