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韋素園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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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忍再翻閱這一本書,然而我沒有法。

     我因此記起,素園的一個好朋友也咯過血,一天竟對着素園咯起來,他慌張失措,用了愛和憂急的聲音命令道:“你不許再吐了!”我那時卻記起了伊孛生的《勃蘭特》〔10〕。

    他不是命令過去的人,從新起來,卻并無這神力,隻将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麼?…… 我在空中看見了勃蘭特和素園,但是我沒有話。

     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為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園談了天。

    他為了日光浴,皮膚被曬得很黑了,精神卻并不萎頓。

    我們和幾個朋友都很高興。

    但我在高興中,又時時夾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愛人,已由他同意之後,和别人訂了婚;忽而想到他竟連紹介外國文學給中國的一點志願,也怕難于達到;忽而想到他在這裡靜卧着,不知道他自以為是在等候全愈,還是等候滅亡;忽而想到他為什麼要寄給我一本精裝的《外套》?……壁上還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11〕的大畫像。

    對于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殘酷到了冷靜的文章。

    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個個拉了不幸的人來,拷問給我們看。

    現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視着素園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訴我: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裡的不幸的人。

     自然,這不過是小不幸,但在素園個人,是相當的大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時半,素園終于病殁在北平同仁醫院裡了,一切計畫,一切希望,也同歸于盡。

    我所抱憾的是因為避禍,燒去了他的信劄,〔12〕我隻能将一本《外套》當作唯一的紀念,永遠放在自己的身邊。

     自素園病殁之後,轉眼已是兩年了,這其間,對于他,文壇上并沒有人開口。

    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傑,活的時候,既不過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後,當然也隻好在默默中泯沒。

    但對于我們,卻是值得記念的青年,因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未名社現在是幾乎消滅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長久。

    然而自素園經營以來,紹介了果戈理(NGogol),陀思妥也夫斯基(FDostoevsky),安特列夫(LAndreev),紹介了望·藹覃(FvanEeden),紹介了愛倫堡(IEhrenburg)的《煙袋》和拉夫列涅夫(BLavrenev)的《四十一》。

    〔13〕還印行了《未名新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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