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舊形式的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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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形式的采用”的問題,如果平心靜氣的讨論起來,在現在,我想是很有意義的,但開首便遭到了耳耶〔2〕先生的筆伐。

    “類乎投降”,“機會主義”,這是近十年來“新形式的探求”的結果,是克敵的咒文,至少先使你惹一身不幹不淨。

    但耳耶先生是正直的,因為他同時也在譯《藝術底内容和形式》〔3〕,一經登完,便會洗淨他激烈的責罰;而且有幾句話也正确的,是他說新形式的探求不能和舊形式的采用機械的地分開。

     不過這幾句話已經可以說是常識;就是說内容和形式不能機械的地分開,也已經是常識;還有,知道作品和大衆不能機械的地分開,也當然是常識。

    舊形式為什麼隻是“采用”——但耳耶先生卻指為“為整個(!)舊藝術捧場”——就是為了新形式的探求。

    采取若幹,和“整個”捧來是不同的,前進的藝術家不能有這思想(内容)。

    然而他會想到采取舊藝術,因為他明白了作品和大衆不能機械的地分開。

    以為藝術是藝術家的“靈感”的爆發,象鼻子發癢的人,隻要打出噴嚏來就渾身舒服,一了百了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現在想到,而且關心了大衆。

    這是一個新思想(内容),由此而在探求新形式,首先提出的是舊形式的采取,這采取的主張,正是新形式的發端,也就是舊形式的蛻變,在我看來,是既沒有将内容和形式機械的地分開,更沒有看得《姊妹花》〔4〕叫座,于是也來學一套的投機主義的罪案的。

     自然,舊形式的采取,或者必須說新形式的探求,都必須藝術學徒的努力的實踐,但理論家或批評家是同有指導,評論,商量的責任的,不能隻斥他交代未清之後,便可逍遙事外。

    我們有藝術史,而且生在中國,即必須翻開中國的藝術史來。

    采取什麼呢?我想,唐以前的真迹,我們無從目睹了,但還能知道大抵以故事為題材,這是可以取法的;在唐,可取佛畫的燦爛,線畫的空實和明快,宋的院畫〔5〕,萎靡柔媚之處當舍,周密不苟之處是可取的,米點山水〔6〕,則毫無用處。

    後來的寫意畫(文人畫)有無用處,我此刻不敢确說,恐怕也許還有可用之點的罷。

    這些采取,并非斷片的古董的雜陳,必須溶化于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贅說的事,恰如吃用牛羊,棄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養及發達新的生體,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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