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路難”》按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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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的事情:就是檢查時,報社能給這檢查員幾塊謝金,或每月說定酬金,那便對于檢查上很有斟酌的餘地。

    這不能不算是高等華人我們的同胞的好處啊! 真的,也許我今年碰着和你一樣的華蓋運。

    倘不然,便不會這樣了:和兩個友人從彎仔的地方跑來香港的馬路上,即是皇後碼頭的近處,意外地給三四個我們的同胞糾纏住了。

    他們向我們詳細詢問了幾回,又用手從我們肩膀摸到大腿,又沿着褲帶拉了一下,幾乎使我的褲脫了下來。

    我們不得已,隻好向他們誠懇地說道:“請不要這樣搜尋,我們都是讀書人咯!” “吓!那正怕,共産黨多是讀書人呢。

    ”于是他們把我手中拾着的幾卷文稿,疑心地拿過去看了一看,問我道:“這是宣言麼?” “有什麼宣言,這是我友人的文稿。

    ”我這樣回答。

    然而他們終于不信,用手一撕,稿紙便破了幾頁,字迹也跟着碎裂。

    我一時氣得捏着拳,很想捶他們的鼻尖,可是轉眼望着他們屁股上的惡狠狠的洋炮,卻隻教我呆着做個無抵抗主義的麻木東西了。

    事情牽延到二三十分鐘,方始默準了我們開步走。

     這樣的事情,一連碰了幾次,到這最末一次,他們竟然要拉我上大館(即警廳一樣)去審問了。

    他們說我袋裡帶着一枝小刀子(這是我時常剖書剖紙用的),并且有一本日記簿,中間寫着幾個友人的姓名及通信地址,怕我是秘密黨會的領袖,結果隻得跟着他們跑了。

    五六裡路程來到大館,隻有一個着西裝的我們的高等同胞,站在我面前對問了一回,這才把我放出去。

    我這時哭也不成,笑也不成,回到寓裡,躺上床去,對着帳頂凝神,刺骨的,痛苦一陣,便忍着心,給你寫下這封信,并願将這信展布,以告國人。

     李白隻歎:“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

    ”然而現在這樣平平坦坦的香港的大馬道,也是如此地難行,亦可謂奇矣!我今後而不離香港,便決定不行那難行的大路了,你覺得好麼? 陳仙泉。

    一月十二日香港。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語絲》周刊第四卷第七期“通信”欄,在“行路難”一文之後。

     〔2〕指董先振,浙江紹興人,董秋芳之弟。

    一九二七年,董秋芳因受國民黨浙江省政府通緝而出走,董先振在杭州一家旅館裡被誤認為董秋芳而遭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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