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雜文”也不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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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Prose)的意思:胡裡胡塗。

    但他的所謂“嚴肅的工作”是說得明明白白的:形式要有“定型”,要受“文學制作之體裁的束縛”;内容要有所不談;範圍要有限制。

    這“嚴肅的工作”是什麼呢?就是“制藝”〔9〕,普通叫“八股”。

     做這樣的文章,抱這樣的“文學觀”的林希隽先生反對着“雜文”,已經可以不必多說,明白“雜文”的不容易做,而且那任務的重要了;雜志報章上的缺不了它,“雜文家”的放不掉它,也可見正非“投機取巧”,“客觀上”是大有必要的。

     況且《現代》九月号卷頭的三篇大作〔10〕,雖然自名為“文藝獨白”,但照林先生的看法來判斷,“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其實也正是“雜文”。

    但這并不是矛盾。

    用“雜文”攻擊“雜文”,就等于“以殺止殺”。

    先前新月社宣言裡說,他們主張寬容,但對于不寬容者,卻不寬容,〔11〕也正是這意思。

    那時曾有一個“雜文家”批評他們說,那就是劊子手,他是不殺人的,他的偶然殺人,是因為世上有殺人者。

    〔12〕但這未免“無所不談”,太不“嚴肅”了。

     林先生臨末還問中國的作家:“俄國為什麼能夠有《和平與戰争》這類偉大的作品産生?……而我們的作家呢,豈就永遠寫寫雜文而引為莫大的滿足麼?”我們為這暫時的“雜文家”發愁的也隻在這一點:現在竟也累得來做“在材料的捃摭上尤是俯拾皆是,用不着挖空心思去搜集采取”的“雜文”,不至于忘記研究“俄國為什麼能夠有《和平與戰争》這類偉大的作品産生”麼? 但願這隻是我們的“杞憂”,他的“雜文”也許獨不會“非特絲毫無需要之處,反且是一種惡劣的傾向”。

     〔1〕本篇最初南四号“文學論壇”欄,署名直。

     〔2〕“中國為什麼沒有偉大的文學産生”一九三四年三月鄭伯奇在《春光》月刊創刊号發表《偉大的作品底要求》一文,其中說: “中國近數十年發生過很多的偉大事變,為什麼還沒有産生出來一部偉大的作品?”接着,該刊第三期又在《中國目前為什麼沒有偉大的作品産生》的征文題下刊出十五篇應征的文章。

    在讨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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