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未定”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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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經過日本人的手不可？我們在日本人的群中并沒有發現幾個真正了解蘇聯文學的新精神的人，為什麼偏從淺薄的日本知識階級中去尋我們的食糧？這真是一件可恥的事實。
我們為什麼不直接的了解？為什麼不取一種純粹客觀的工作的态度？為什麼人家唱‘新寫實主義’，我們跟着喊，人家換了‘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我們又跟着喊；人家介紹紀德，我們才叫；人家介紹巴爾紮克，我們也号；然而我敢預言，在一千年以内：絕不會見到那些介紹紀德，巴爾紮克的人們會給中國的讀者譯出一兩本紀德，巴爾紮克的重要著作來，全集更不必說。
“我們再退一步，對于那些所謂‘文學遺産’，我們并不要求那些跟着人家對喊‘文學遺産’的人們擔負把那些‘文學遺産’送給中國的‘大衆’的責任。
可是我們卻要求那些人們有承受那些‘遺産’的義務，這自然又是談不起來的。
我們還記得在慶祝高爾基的四十年的創作生活的時候，中國也有魯迅，丁玲一般人發了慶祝的電文；這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事情。
然而那一群簽名者中有幾個讀過高爾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有幾個是知道高爾基的偉大在那兒的？……中國的知識階級就是如此淺薄，做應聲蟲有餘，做一個忠實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
” 五月廿九日天津《益世報》。
我并不想因此來研究“奴隸性是最‘意識正确’的東西”，“主觀是對于事物的選擇，客觀才是對于事物的方法”這些難問題；我隻要說，誠如張露薇先生所言，就是在文藝上，我們中國也的确太落後。
法國有紀律和巴爾紮克〔5〕，蘇聯有高爾基，我們沒有；日本叫喊起來了，我們才跟着叫喊，這也許真是“追随”而且“永遠”，也就是“奴隸性”，而且是“最‘意識正确’的東西”。
但是，并不“追随”的叫喊其實是也有一些的，林語堂先生說過：“……其在文學，今日紹介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而對于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厭為陳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
……此種流風，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學。
”（《人間世》二十八期《今文八弊》中）南北兩公，眼睛都有些斜視，隻看了一面，各罵了一面，獨跳猶可，并排跳舞起來，那“勇敢”就未免化為有趣了。
不過林先生主張“求一究竟”，張先生要求“直接了解”，這“實事求是”之心，兩位是大抵一緻的，不過張先生比較的悲觀，因為他是“
我們為什麼不直接的了解？為什麼不取一種純粹客觀的工作的态度？為什麼人家唱‘新寫實主義’，我們跟着喊，人家換了‘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我們又跟着喊；人家介紹紀德，我們才叫；人家介紹巴爾紮克，我們也号；然而我敢預言，在一千年以内：絕不會見到那些介紹紀德，巴爾紮克的人們會給中國的讀者譯出一兩本紀德，巴爾紮克的重要著作來，全集更不必說。
“我們再退一步，對于那些所謂‘文學遺産’，我們并不要求那些跟着人家對喊‘文學遺産’的人們擔負把那些‘文學遺産’送給中國的‘大衆’的責任。
可是我們卻要求那些人們有承受那些‘遺産’的義務，這自然又是談不起來的。
我們還記得在慶祝高爾基的四十年的創作生活的時候，中國也有魯迅，丁玲一般人發了慶祝的電文；這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事情。
然而那一群簽名者中有幾個讀過高爾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有幾個是知道高爾基的偉大在那兒的？……中國的知識階級就是如此淺薄，做應聲蟲有餘，做一個忠實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
” 五月廿九日天津《益世報》。
我并不想因此來研究“奴隸性是最‘意識正确’的東西”，“主觀是對于事物的選擇，客觀才是對于事物的方法”這些難問題；我隻要說，誠如張露薇先生所言，就是在文藝上，我們中國也的确太落後。
法國有紀律和巴爾紮克〔5〕，蘇聯有高爾基，我們沒有；日本叫喊起來了，我們才跟着叫喊，這也許真是“追随”而且“永遠”，也就是“奴隸性”，而且是“最‘意識正确’的東西”。
但是，并不“追随”的叫喊其實是也有一些的，林語堂先生說過：“……其在文學，今日紹介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而對于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厭為陳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
……此種流風，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學。
”（《人間世》二十八期《今文八弊》中）南北兩公，眼睛都有些斜視，隻看了一面，各罵了一面，獨跳猶可，并排跳舞起來，那“勇敢”就未免化為有趣了。
不過林先生主張“求一究竟”，張先生要求“直接了解”，這“實事求是”之心，兩位是大抵一緻的，不過張先生比較的悲觀，因為他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