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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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誰經過西長安街一帶的，總可以看見幾個衣履破碎的窮苦孩子叫賣報紙。
記得三四年前，在他們身上偶而還剩有制服模樣的殘餘；再早，就更體面，簡直是童子軍〔１〕的拟态。
那是中華民國八年，即西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對于山東問題〔２〕的示威運動以後，因為當時散傳單的是童子軍，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機家的注意，童子軍式的賣報孩子就出現了。
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酉吉抗議排日運動〔３〕，情形和今年大緻相同；隻是我們的賣報孩子卻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後，便不再做，隻見得年不如年地顯出窮苦。
我在《新青年》的《随感錄》〔４〕中做些短評，還在這前一年，因為所評論的多是小問題，所以無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卻了。
但就現在的文字看起來，除幾條泛論之外，有的是對于扶乩，靜坐，打拳而發的；有的是對于所謂“保存國粹”而發的；有的是對于那時舊官僚的以經驗自豪而發的；有的是對于上海《時報》的諷刺畫而發的〔５〕。
記得當時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敵之中，我所對付的不過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則本志具在，無須我多言。
五四運動之後，我沒有寫什麼文字，現在已經說不清是不做，還是散失消滅的了。
但那時革新運動，表面上卻頗有些成功，于是主張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許多還就是在先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們，但他們卻是另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運動。
這也就是後來又将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罵譏笑的，正如笑罵白話文的人，往往自稱最得風氣之先，早經主張過白話文一樣。
再後，更無可道了。
隻記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對于所謂“虛無哲學”而發的；更後一年則大抵對于上海之所謂“國學家”而發，不知怎的那時忽而有許多人都自命為國學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來，一切應之而嘲罵改革，後來又贊成改革，後來又嘲罵改革者，現在拟态的制服早已破碎，顯出自身的本相來了，真所謂“事實勝于雄辯”，又何待于紙筆喉舌的批評。
所以我的應時的淺薄的文字，也應該置之不顧，一任其消滅的；但幾個朋友卻以為現狀和那時并沒有大兩樣，也還可以存留，給我編輯起來了。
這正是我所悲哀的。
我以為凡對于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着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寫，的确都是冷的呢？則它的生命原來就沒有，更談不到中國的
記得三四年前，在他們身上偶而還剩有制服模樣的殘餘；再早，就更體面，簡直是童子軍〔１〕的拟态。
那是中華民國八年，即西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對于山東問題〔２〕的示威運動以後，因為當時散傳單的是童子軍，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機家的注意，童子軍式的賣報孩子就出現了。
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酉吉抗議排日運動〔３〕，情形和今年大緻相同；隻是我們的賣報孩子卻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後，便不再做，隻見得年不如年地顯出窮苦。
我在《新青年》的《随感錄》〔４〕中做些短評，還在這前一年，因為所評論的多是小問題，所以無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卻了。
但就現在的文字看起來，除幾條泛論之外，有的是對于扶乩，靜坐，打拳而發的；有的是對于所謂“保存國粹”而發的；有的是對于那時舊官僚的以經驗自豪而發的；有的是對于上海《時報》的諷刺畫而發的〔５〕。
記得當時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敵之中，我所對付的不過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則本志具在，無須我多言。
五四運動之後，我沒有寫什麼文字，現在已經說不清是不做，還是散失消滅的了。
但那時革新運動，表面上卻頗有些成功，于是主張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許多還就是在先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們，但他們卻是另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運動。
這也就是後來又将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罵譏笑的，正如笑罵白話文的人，往往自稱最得風氣之先，早經主張過白話文一樣。
再後，更無可道了。
隻記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對于所謂“虛無哲學”而發的；更後一年則大抵對于上海之所謂“國學家”而發，不知怎的那時忽而有許多人都自命為國學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來，一切應之而嘲罵改革，後來又贊成改革，後來又嘲罵改革者，現在拟态的制服早已破碎，顯出自身的本相來了，真所謂“事實勝于雄辯”，又何待于紙筆喉舌的批評。
所以我的應時的淺薄的文字，也應該置之不顧，一任其消滅的；但幾個朋友卻以為現狀和那時并沒有大兩樣，也還可以存留，給我編輯起來了。
這正是我所悲哀的。
我以為凡對于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着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寫，的确都是冷的呢？則它的生命原來就沒有，更談不到中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