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閑話（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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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這真是到死也說不到一塊兒，此外，倒也沒有什麼大怨氣了。
這雖然似乎是東方文明式的大度，但其實倒怕是因為我不靠賣文營生。
在中國，骈文壽序的定價往往還是每篇一百兩，然而白話不值錢；翻譯呢，聽說是自己不能創作而嫉妒别人去創作的壞心腸人所提倡的，将來文壇一進步，當然更要一文不值。
我所寫出來的東西，當初雖然很碰過許多大釘子，現在的時價是每千字一至二三元，但是不很有這樣好主顧，常常隻好盡些不知何自而來的義務。
有些人以為我不但用了這些稿費或版稅造屋，買米，而且還靠它吸煙卷，吃果糖。
殊不知那些款子是另外騙來的；我實在不很擅長于先裝鬼臉去吓書坊老闆，然後和他接洽。
我想，中國最不值錢的是工人的體力了，其次是咱們的所謂文章，隻有伶俐最值錢。
倘真要直直落落，借文字謀生，則據我的經驗，賣來賣去，來回至少一個月，多則一年餘，待款子寄到時，作者不但已經餓死，倘在夏天，連筋肉也都爛盡了，那裡還有吃飯的肚子。
所以我總用别的道兒謀生；至于所謂文章也者，不擠，便不做。
擠了才有，則和什麼高超的“煙士披離純”〔8〕呀，“創作感興”呀之類不大有關系，也就可想而知。
倘說我假如不必用别的道兒謀生，則心志一專，就會有“煙士披離純”等類，而産生較偉大的作品，至少，也可以免于獻出剝皮的狸貓罷，那可是也未必。
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一年到頭，一早到夜教村童，不但毫不“時時想政治活動”，簡直并不很“幹着種種無聊的事”〔9〕，但是他們似乎并沒有《教育學概論》或“高頭講章”〔10〕的待定稿，藏之名山〔11〕。
而馬克思的《資本論》〔12〕，陀思妥夫斯奇的《罪與罰》〔13〕等，都不是啜末加〔14〕加啡，吸埃及煙卷之後所寫的。
除非章士钊總長治下的“有些天才”的編譯館〔15〕人員，以及讨得官僚津貼或銀行廣告費的“大報”〔16〕作者，于謀成事遂，睡足飯飽之餘，三月煉字，半年鍛句，将來會做出超倫轶群的古奧漂亮作品。
總之，在我，是肚子一飽，應酬一少，便要心平氣和，關起門來，什麼也不寫了；即使還寫，也許不過是溫暾之談，兩可之論，也即所謂執中之說，公允之言，其實等于不寫而已。
所以上海的小書賈化作蚊子，吸我的一點血，自然是給我物質上的損害無疑，而我卻還沒有什麼大怨氣，因為我知道他們是蚊子，大家也都知道他們是蚊子。
我一生中，給我大的損害的并非書賈，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幟鮮明的小人：乃是所謂“流言”。
即如今年，就有什麼“鼓動學潮”呀，“謀做校長”呀，“打落門牙”〔17〕呀這些話。
有一回，竟連現在為我的著作權受損失抱不平的西滢先生也要相信了，也就在《現代評論》（第二十五期）的照例的《閑話》上發表出來； 〔18〕它的效力就可想。
譬如一個女學生，與其被若幹卑劣陰
這雖然似乎是東方文明式的大度，但其實倒怕是因為我不靠賣文營生。
在中國，骈文壽序的定價往往還是每篇一百兩，然而白話不值錢；翻譯呢，聽說是自己不能創作而嫉妒别人去創作的壞心腸人所提倡的，将來文壇一進步，當然更要一文不值。
我所寫出來的東西，當初雖然很碰過許多大釘子，現在的時價是每千字一至二三元，但是不很有這樣好主顧，常常隻好盡些不知何自而來的義務。
有些人以為我不但用了這些稿費或版稅造屋，買米，而且還靠它吸煙卷，吃果糖。
殊不知那些款子是另外騙來的；我實在不很擅長于先裝鬼臉去吓書坊老闆，然後和他接洽。
我想，中國最不值錢的是工人的體力了，其次是咱們的所謂文章，隻有伶俐最值錢。
倘真要直直落落，借文字謀生，則據我的經驗，賣來賣去，來回至少一個月，多則一年餘，待款子寄到時，作者不但已經餓死，倘在夏天，連筋肉也都爛盡了，那裡還有吃飯的肚子。
所以我總用别的道兒謀生；至于所謂文章也者，不擠，便不做。
擠了才有，則和什麼高超的“煙士披離純”〔8〕呀，“創作感興”呀之類不大有關系，也就可想而知。
倘說我假如不必用别的道兒謀生，則心志一專，就會有“煙士披離純”等類，而産生較偉大的作品，至少，也可以免于獻出剝皮的狸貓罷，那可是也未必。
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一年到頭，一早到夜教村童，不但毫不“時時想政治活動”，簡直并不很“幹着種種無聊的事”〔9〕，但是他們似乎并沒有《教育學概論》或“高頭講章”〔10〕的待定稿，藏之名山〔11〕。
而馬克思的《資本論》〔12〕，陀思妥夫斯奇的《罪與罰》〔13〕等，都不是啜末加〔14〕加啡，吸埃及煙卷之後所寫的。
除非章士钊總長治下的“有些天才”的編譯館〔15〕人員，以及讨得官僚津貼或銀行廣告費的“大報”〔16〕作者，于謀成事遂，睡足飯飽之餘，三月煉字，半年鍛句，将來會做出超倫轶群的古奧漂亮作品。
總之，在我，是肚子一飽，應酬一少，便要心平氣和，關起門來，什麼也不寫了；即使還寫，也許不過是溫暾之談，兩可之論，也即所謂執中之說，公允之言，其實等于不寫而已。
所以上海的小書賈化作蚊子，吸我的一點血，自然是給我物質上的損害無疑，而我卻還沒有什麼大怨氣，因為我知道他們是蚊子，大家也都知道他們是蚊子。
我一生中，給我大的損害的并非書賈，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幟鮮明的小人：乃是所謂“流言”。
即如今年，就有什麼“鼓動學潮”呀，“謀做校長”呀，“打落門牙”〔17〕呀這些話。
有一回，竟連現在為我的著作權受損失抱不平的西滢先生也要相信了，也就在《現代評論》（第二十五期）的照例的《閑話》上發表出來； 〔18〕它的效力就可想。
譬如一個女學生，與其被若幹卑劣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