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翻譯辯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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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文
今年是圍剿翻譯的年頭。
或曰“硬譯”，或曰“亂譯”，或曰“聽說現在有許多翻譯家……翻開第一行就譯，對于原作的理解，更無從談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雲”〔2〕。
這種現象，在翻譯界确是不少的，那病根就在“搶先”。
中國人原是喜歡“搶先”的人民，上落電車，買火車票，寄挂号信，都願意是一到便是第一個。
翻譯者當然也逃不出這例子的。
而書店和讀者，實在也沒有容納同一原本的兩種譯本的雅量和物力，隻要已有一種譯稿，别一譯本就沒有書店肯接收出版了，據說是已經有了，怕再沒有人要買。
舉一個例在這裡：現在已經成了古典的達爾文〔3〕的《物種由來》，日本有兩種翻譯本，先出的一種頗多錯誤，後出的一本是好的。
中國隻有一種馬君武〔4〕博士的翻譯，而他所根據的卻是日本的壞譯本，實有另譯的必要。
然而那裡還會有書店肯出版呢？除非譯者同時是富翁，他來自己印。
不過如果是富翁，他就去打算盤，再也不來弄什麼翻譯了。
還有一層，是中國的流行，實在也過去得太快，一種學問或文藝介紹進中國來，多則一年，少則半年，大抵就煙消火滅。
靠翻譯為生的翻譯家，如果精心作意，推敲起來，則到他脫稿時，社會上早已無人過問。
中國大嚷過托爾斯泰，屠格納夫，後來又大嚷過辛克萊〔5〕，但他們的選集卻一部也沒有。
去年雖然還有以郭沫若〔6〕先生的盛名，幸而出版的《戰争與和平》，但恐怕仍不足以挽回讀書和出版界的惰氣，勢必至于讀者也厭倦，譯者也厭倦，出版者也厭倦，歸根結蒂是不會完結的。
翻譯的不行，大半的責任固然該在翻譯家，但讀書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評家，也應該分負若幹的責任。
要救治這頹運，必須有正确的批評，指出壞的，獎勵好的，倘沒有，則較好的也可以。
然而這怎麼能呢；指摘壞翻譯，對于無拳無勇的譯者是不要緊的，倘若觸犯了别有來曆的人，他就會給你帶上一頂紅帽子，簡直要你的性命。
這現象，就使批評家也不得不含胡了。
此外，現在最普通的對于翻譯的不滿，是說看了幾十行也還是不能懂。
但這是應該加以區别的。
倘是康德〔7〕的《純粹理性批判》那樣的書，則即使德國人來看原文，他如果并非一個專家，也還是一時不能看懂。
自然，“翻開第一行
或曰“硬譯”，或曰“亂譯”，或曰“聽說現在有許多翻譯家……翻開第一行就譯，對于原作的理解，更無從談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雲”〔2〕。
這種現象，在翻譯界确是不少的，那病根就在“搶先”。
中國人原是喜歡“搶先”的人民，上落電車，買火車票，寄挂号信，都願意是一到便是第一個。
翻譯者當然也逃不出這例子的。
而書店和讀者，實在也沒有容納同一原本的兩種譯本的雅量和物力，隻要已有一種譯稿，别一譯本就沒有書店肯接收出版了，據說是已經有了，怕再沒有人要買。
舉一個例在這裡：現在已經成了古典的達爾文〔3〕的《物種由來》，日本有兩種翻譯本，先出的一種頗多錯誤，後出的一本是好的。
中國隻有一種馬君武〔4〕博士的翻譯，而他所根據的卻是日本的壞譯本，實有另譯的必要。
然而那裡還會有書店肯出版呢？除非譯者同時是富翁，他來自己印。
不過如果是富翁，他就去打算盤，再也不來弄什麼翻譯了。
還有一層，是中國的流行，實在也過去得太快，一種學問或文藝介紹進中國來，多則一年，少則半年，大抵就煙消火滅。
靠翻譯為生的翻譯家，如果精心作意，推敲起來，則到他脫稿時，社會上早已無人過問。
中國大嚷過托爾斯泰，屠格納夫，後來又大嚷過辛克萊〔5〕，但他們的選集卻一部也沒有。
去年雖然還有以郭沫若〔6〕先生的盛名，幸而出版的《戰争與和平》，但恐怕仍不足以挽回讀書和出版界的惰氣，勢必至于讀者也厭倦，譯者也厭倦，出版者也厭倦，歸根結蒂是不會完結的。
翻譯的不行，大半的責任固然該在翻譯家，但讀書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評家，也應該分負若幹的責任。
要救治這頹運，必須有正确的批評，指出壞的，獎勵好的，倘沒有，則較好的也可以。
然而這怎麼能呢；指摘壞翻譯，對于無拳無勇的譯者是不要緊的，倘若觸犯了别有來曆的人，他就會給你帶上一頂紅帽子，簡直要你的性命。
這現象，就使批評家也不得不含胡了。
此外，現在最普通的對于翻譯的不滿，是說看了幾十行也還是不能懂。
但這是應該加以區别的。
倘是康德〔7〕的《純粹理性批判》那樣的書，則即使德國人來看原文，他如果并非一個專家，也還是一時不能看懂。
自然，“翻開第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