撲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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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

    吾時冊而不答。

    異哉此人之教子也。

    若由此業,自緻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

    ” 然則齊士的辦法,是庚子以後官商士紳的辦法,施蟄存先生卻是合齊士與顔氏的兩種典型為一體的,也是現在一部分的人們的辦法,可改稱為“北朝式道德”,也還是社會上的嚴重的問題。

     對于顔氏,本應該十分抱歉的,但他早經死去了,謝罪行否都不相幹,現在隻在這裡對于施先生和讀者訂正我的錯誤。

     十月二十五日。

     突圍施蟄存 (八)對于豐之餘先生,我的确曾經“打了幾拳”, 這也許會成為我畢生的遺憾。

    但是豐先生作《撲空》,其實并未“空”,還是撲的我,站在豐先生那一方面(或者說站在正邪說那方面)的文章卻每天都在“剿”我,而我卻真有“一個人的受難”之感了。

     但是,從《撲空》一文中我發現了豐先生作文的邏輯,他說“我早經聲明,先前的文字并非專為他個人而發的”。

     但下文卻有“因為他辯駁的話比我所預料的還空虛”。

    不專為我而發,但已經預料我會辯駁,這又該作何解? 因為被人“指摘”了,我也覺得《莊子》與《文選》這兩本書誠有不妥處,于是在給《大晚報》編輯的信裡,要求他許我改兩部新文學書,事實确是如此的。

    我并不說豐先生是恨我沒有推薦這兩部新文學書而“反對《莊子》與《文選》”的,而豐先生卻說我存着這樣的心思,這又豈是“有倫次”的話呢? 豐先生又把話題搭到《顔氏家訓》,又搭到我自己正在讀的兩本書,并為一談,說推薦《顔氏家訓》是在教青年學鮮卑語,彈琵琶,以服事貴人,而且我還以身作則,在讀一本洋書;說顔之推是“儒士似的,卻又歸心于佛”,因而我也看一本佛書;從豐先生的解釋看起來,竟連我自己也失笑了,天下事真會這樣巧! 我明明記得,《顔氏家訓》中的确有一個故事,說有人教子弟學鮮卑語,學琵琶,但我還記得底下有一句: “亦不願汝曹為之”,可見顔之推并不勸子弟讀外國書。

    今天豐先生有“正誤”了,他把這故事更正了之後,卻說: “施蟄存先生卻是合齊士與顔氏的兩種典型為一體的。

    ” 這個,我倒不懂了,難道我另外還介紹過一本該“齊士”的著作給青年人嗎?如果豐先生這邏輯是根據于“自己讀外國書即勸人學鮮卑語”,那我也沒話可說了。

     豐先生似乎是個想為儒家争正統的人物,不然何以對于顔之推受佛教影響如此之鄙薄呢?何以對于我自己看一本《釋迦傳》如此之不滿呢?這裡,有兩點可以題出來:(一)《顔氏家訓》一書之價值是否因《歸心篇》而完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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