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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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遺山〔2〕在金元之際,為文宗,為遺獻,為願修野史,保存舊章的有心人,明清以來,頗為一部分人士所愛重。

    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為叛将崔立〔3〕頌德者,是否确實與他無涉,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筆的文章。

     金天興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圍洛陽;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帥崔立殺二丞相,自立為鄭王,降于元。

    懼或加以惡名,群小承旨,議立碑頌功德,于是在文臣間,遂發生了極大的惶恐,因為這與一生的名節相關,在個人是十分重要的。

     當時的情狀,《金史》《王若虛〔4〕傳》這樣說——“天興元年,哀宗走歸德。

    明年春,崔立變,群小附和,請為立建功德碑。

    翟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為文。

    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許,則讒"k立見屠滅。

    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

    雖然,我姑以理谕之。

    ’……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赴省,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曰,‘衆議屬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

    ’祁等固辭而别。

    數日,促迫不已,祁即為草定,以付好問。

    好問意未惬,乃自為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删定數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

    後兵入城,不果立也。

    ” 碑雖然“不果立”,但當時卻已經發生了“名節”的問題,或謂元好問作,或謂劉祁〔5〕作,文證具在清淩廷堪〔6〕所輯的《元遺山先生年譜》中,茲不多錄。

    經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虛傳》文,上半據元好問《内翰王公墓表》,後半卻全取劉祁自作的《歸潛志》,被誣攀之說所蒙蔽了。

    淩氏辯之雲,“夫當時立碑撰文,不過畏崔立之禍,非必取文辭之工,有京叔屬草,已足塞立之請,何取更為之耶?”然則劉祁之未嘗決死如王若虛,固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诿,以緻成為“塞責”之具,卻也可以說是十分晦氣的。

     然而,元遺山生平還有一宗大事,見于《元史》《張德輝》〔7〕傳—— “世祖在潛邸,……訪中國人材。

    德輝舉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餘人。

    ……壬子,德輝與元裕北觐,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

    因啟:累朝有旨蠲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

    從之。

    ” 以拓跋魏的後人與德輝,請蒙古小酋長為“漢兒”的“儒教大宗師”,在現在看來,未免有些滑稽,但當時卻似乎并無訾議。

    蓋蠲除兵賦,“儒戶”均沾利益,清議操之于士,利益既沾,雖已将“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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