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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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三篇講《二十四孝》的開頭，說北京恐吓小孩的“馬虎子”應作“麻胡子”，是指麻叔謀，而且以他為胡人。
現在知道是錯了，“胡”應作“祜”，是叔謀之名，見唐人李濟翁做的《資暇集》卷下，題雲《非麻胡》。
原文如次：－－ 俗怖嬰兒曰：麻胡來！不知其源者，以為多髯之神而驗刺者，非也。
隋将軍麻祜，性酷虐，炀帝令開汴河，威棱既盛，至稚童望風而畏，互相恐吓曰：麻祜來！稚童語不正，轉祜為胡。
隻如憲宗朝泾将郝（王比），蕃中皆畏憚，其國嬰兒啼者，以〖王比〗怖之則止。
又，武宗朝，闾閻孩孺相脅雲：薛尹來！鹹類此也。
況《魏志》載張文遠遼來之明證乎？（原注：麻祜廟在睢陽。
鹿阝方節度李丕即其後。
丕為重建碑。
） 原來我的識見，就正和唐朝的“不知其源者”相同，贻譏于千載之前，真是咎有應得，隻好苦笑。
但又不知麻祜廟碑或碑文，現在尚在睢陽或存于方志中否？倘在，我們當可以看見和小說《開河記》所載相反的他的功業。
因為想尋幾張插畫，常維鈞兄給我在北京搜集了許多材料，有幾種是為我所未曾見過的。
如光緒己卯（１８７９）肅州胡文炳作的《二百□（形似“冊”，四十）孝圖》－－原書有注雲：“冊讀如習。
”我真不解他何以不直稱四十，而必須如此麻煩－－即其一。
我所反對的“郭巨埋兒”，他于我還未出世的前幾年，已經删去了。
序有雲：－－ ……坊間所刻《二十四孝》，善矣。
然其中郭巨埋兒一事，揆之天理人情，殊不可以訓。
……炳竊不自量，妄為編輯。
凡矯枉過正而刻意求名者，概從割愛；惟擇其事之不詭于正，而人人可為者，類為六門。
…… 這位肅州胡老先生的勇決，委實令我佩服了。
但這種意見，恐怕是懷抱者不乏其人，而且由來已久的，不過大抵不敢毅然删改，筆之于書。
如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刻的《百孝圖》，前有紀常鄭績序，就說： ……況迩來世風日下，沿習澆漓，不知孝出天性自然，反以孝作另成一事。
且擇古人投爐埋兒為忍心害理，指割股抽腸為損親遺體。
殊未審孝隻在乎心，不在乎迹。
盡孝無定形，行孝無定事。
古之孝者非在今所宜，今之孝者難泥古之事。
因此時此地不同，而其人其事各異，求其所以盡孝之心則一也。
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
故孔門問孝，所答何嘗有同然乎？…… 則同治年間就有人以埋兒等事為“忍心害理”，灼然可知。
至于這一位“紀常鄭績”先生的意思，我卻還是不大懂，或者象是說：這些事現在可以不必學，但也不必說他錯。
這部《百孝圖》的起源有點特别，是因為見了“粵東顔子”的《百美新詠》而作的。
人重色而己重孝，衛道之盛心可謂至矣。
雖然是“會稽俞葆真蘭浦編輯”，與不佞有同鄉之誼，－－但我還隻得老實說：不大高明。
例如木蘭從軍的出典，他注雲：“隋史”。
這樣名目的書，現今是沒有的；倘是《隋書》，那裡面又沒有木蘭從軍的事。
而中華民國九年（１９２０），上海的書店卻偏偏将它用石印
現在知道是錯了，“胡”應作“祜”，是叔謀之名，見唐人李濟翁做的《資暇集》卷下，題雲《非麻胡》。
原文如次：－－ 俗怖嬰兒曰：麻胡來！不知其源者，以為多髯之神而驗刺者，非也。
隋将軍麻祜，性酷虐，炀帝令開汴河，威棱既盛，至稚童望風而畏，互相恐吓曰：麻祜來！稚童語不正，轉祜為胡。
隻如憲宗朝泾将郝（王比），蕃中皆畏憚，其國嬰兒啼者，以〖王比〗怖之則止。
又，武宗朝，闾閻孩孺相脅雲：薛尹來！鹹類此也。
況《魏志》載張文遠遼來之明證乎？（原注：麻祜廟在睢陽。
鹿阝方節度李丕即其後。
丕為重建碑。
） 原來我的識見，就正和唐朝的“不知其源者”相同，贻譏于千載之前，真是咎有應得，隻好苦笑。
但又不知麻祜廟碑或碑文，現在尚在睢陽或存于方志中否？倘在，我們當可以看見和小說《開河記》所載相反的他的功業。
因為想尋幾張插畫，常維鈞兄給我在北京搜集了許多材料，有幾種是為我所未曾見過的。
如光緒己卯（１８７９）肅州胡文炳作的《二百□（形似“冊”，四十）孝圖》－－原書有注雲：“冊讀如習。
”我真不解他何以不直稱四十，而必須如此麻煩－－即其一。
我所反對的“郭巨埋兒”，他于我還未出世的前幾年，已經删去了。
序有雲：－－ ……坊間所刻《二十四孝》，善矣。
然其中郭巨埋兒一事，揆之天理人情，殊不可以訓。
……炳竊不自量，妄為編輯。
凡矯枉過正而刻意求名者，概從割愛；惟擇其事之不詭于正，而人人可為者，類為六門。
…… 這位肅州胡老先生的勇決，委實令我佩服了。
但這種意見，恐怕是懷抱者不乏其人，而且由來已久的，不過大抵不敢毅然删改，筆之于書。
如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刻的《百孝圖》，前有紀常鄭績序，就說： ……況迩來世風日下，沿習澆漓，不知孝出天性自然，反以孝作另成一事。
且擇古人投爐埋兒為忍心害理，指割股抽腸為損親遺體。
殊未審孝隻在乎心，不在乎迹。
盡孝無定形，行孝無定事。
古之孝者非在今所宜，今之孝者難泥古之事。
因此時此地不同，而其人其事各異，求其所以盡孝之心則一也。
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
故孔門問孝，所答何嘗有同然乎？…… 則同治年間就有人以埋兒等事為“忍心害理”，灼然可知。
至于這一位“紀常鄭績”先生的意思，我卻還是不大懂，或者象是說：這些事現在可以不必學，但也不必說他錯。
這部《百孝圖》的起源有點特别，是因為見了“粵東顔子”的《百美新詠》而作的。
人重色而己重孝，衛道之盛心可謂至矣。
雖然是“會稽俞葆真蘭浦編輯”，與不佞有同鄉之誼，－－但我還隻得老實說：不大高明。
例如木蘭從軍的出典，他注雲：“隋史”。
這樣名目的書，現今是沒有的；倘是《隋書》，那裡面又沒有木蘭從軍的事。
而中華民國九年（１９２０），上海的書店卻偏偏将它用石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