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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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本小書裡的,是從本年一月底起至五月中旬為止的寄給《申報》〔1〕上的《自由談》的雜感。

     我到上海以後,日報是看的,卻從來沒有投過稿,也沒有想到過,并且也沒有注意過日報的文藝欄,所以也不知道《申報》在什麼時候開始有了《自由談》,《自由談》裡是怎樣的文字。

    大約是去年的年底罷,偶然遇見郁達夫〔2〕先生,他告訴我說,《自由談》的編輯新換了黎烈文〔3〕先生了,但他才從法國回來,人地生疏,怕一時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幾回稿。

     我就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

     對于達夫先生的囑咐,我是常常“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的。

    直白的說罷,我一向很回避創造社〔4〕裡的人物。

    這也不隻因為曆來特别的攻擊我,甚而至于施行人身攻擊的緣故,大半倒在他們的一副“創造”臉。

    雖然他們之中,後來有的化為隐士,有的化為富翁,有的化為實踐的革命者,有的也化為奸細,而在“創造”這一面大纛之下的時候,卻總是神氣十足,好像連出汗打嚏,也全是“創造”似的。

    我和達夫先生見面得最早,臉上也看不出那麼一種創造氣,所以相遇之際,就随便談談;對于文學的意見,我們恐怕是不能一緻的罷,然而所談的大抵是空話。

    但這樣的就熟識了,我有時要求他寫一篇文章,他一定如約寄來,則他希望我做一點東西,我當然應該漫應曰可以。

    但應而至于“漫”,我已經懶散得多了。

     但從此我就看看《自由談》,不過仍然沒有投稿。

    不久,聽到了一個傳聞,說《自由談》的編輯者為了忙于事務,連他夫人的臨蓐也不暇照管,送在醫院裡,她獨自死掉了。

    幾天之後,我偶然在《自由談》裡看見一篇文章〔5〕,其中說的是每日使嬰兒看看遺照,給他知道曾有這樣一個孕育了他的母親。

    我立刻省悟了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拿起筆,想做一篇反對的文章,因為我向來的意見,是以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卻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許倒成為更加勇猛,更無挂礙的男兒的。

    但是也沒有竟做,改為給《自由談》的投稿了,這就是這本書裡的第一篇《崇實》〔6〕;又因為我舊日的筆名有時不能通用,便改題了“何家幹”,有時也用“幹”或“丁萌”。

     這些短評,有的由于個人的感觸,有的則出于時事的刺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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