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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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編完了去年的文字,取發表于日報的短論以外者,謂之《且介亭雜文》;今天再來編今年的,因為除做了幾篇《文學論壇》〔1〕,沒有多寫短文,便都收錄在這裡面,算是《二集》。

     過年本來沒有什麼深意義,随便那天都好,明年的元旦,決不會和今年的除夕就不同,不過給人事借此時時算有一個段落,結束一點事情,倒也便利的。

    倘不是想到了已經年終,我的兩年以來的雜文,也許還不會集成這一本。

     編完以後,也沒有什麼大感想。

    要感的感過了,要寫的也寫過了,例如“以華制華”〔2〕之說罷,我在前年的《自由談》上發表時,曾大受傅公紅蓼之流的攻擊,今年才又有人提出來,卻是風平浪靜。

    一定要到得“不幸而吾言中”,這才大家默默無言,然而為時已晚,是彼此都大可悲哀的。

    我甯可如邵洵美〔3〕輩的《人言》之所說:“意氣多于議論,捏造多于實證。

    ” 我有時決不想在言論界求得勝利,因為我的言論有時是枭鳴,報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會有不幸的。

    在今年,為了内心的冷靜和外力的迫壓,我幾乎不談國事了,偶爾觸着的幾篇,如《什麼是諷刺》,如《從幫忙到扯淡》,也無一不被禁止。

    别的作者的遭遇,大約也是如此的罷,而天下太平,直到華北自治〔4〕,才見有新聞記者懇求保護正當的輿論〔5〕。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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