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論“文人相輕”——兩傷
關燈
小
中
大
所謂文人，輕個不完，弄得别一些作者搖頭歎氣了，以為作踐了文苑。
這自然也說得通。
陶淵明先生“采菊東籬下”，心境必須清幽閑适，他這才能夠“悠然見南山”，如果籬中籬外，有人大嚷大跳，大罵大打，南山是在的，他卻“悠然”不得，隻好“愕然見南山”了。
現在和晉宋之交有些不同，連“象牙之塔”〔2〕也已經搬到街頭來，似乎頗有“不隔”〔3〕之意，然而也還得有幽閑，要不然，即無以寄其沉痛，文壇減色，嚷嚷之罪大矣。
于是相輕的文人們的處境，就也更加艱難起來，連街頭也不再是擾攘的地方了，真是途窮道盡。
然而如果還要相輕又怎麼樣呢？前清有成例，知縣老爺出巡，路遇兩人相打，不問青紅皂白，誰是誰非，各打屁股五百完事。
不相輕的文人們縱有“肅靜”“回避”牌，卻無小闆子，打是自然不至于的，他還是用“筆伐”，說兩面都不是好東西。
這裡有一段炯之〔4〕先生的《談談上海的刊物》為例—— “說到這種争鬥，使我們記起《太白》，《文學》，《論語》，《人間世》幾年來的争鬥成績。
這成績就是凡罵人的與被罵的一古腦兒變成醜角，等于木偶戲的互相揪打或以頭互碰，除了讀者養成一種‘看熱鬧’的情趣以外，别無所有。
把讀者養成歡喜看‘戲’不歡喜看‘書’的習氣，‘文壇消息’的多少，成為刊物銷路多少的主要原因。
争鬥的延長，無結果的延長，實在可說是中國讀者的大不幸。
我們是不是還有什麼方法可以使這種‘私罵’占篇幅少一些？一個時代的代表作，結起賬來若隻是這些精巧的對罵，這文壇，未免太可憐了。
”（天津《大公報》的《小公園》，八月十八日。
）“這種鬥争”，炯之先生還自有一個界說：“即是向異己者用一種瑣碎方法，加以無憐憫，不節制的辱罵。
（一個術語，便是‘鬥争’。
）”雲。
于是乎這位炯之先生便以憐憫之心，節制之筆，定兩造為醜角，覺文壇之可憐了，雖然“我們記起《太白》，《文學》，《論語》，《人間世》幾年來”，似乎不但并不以“‘文壇消息’的多少，成為刊物銷路多少的主要原因”，而且簡直不登什麼“文壇消息”。
不過“罵”是
這自然也說得通。
陶淵明先生“采菊東籬下”，心境必須清幽閑适，他這才能夠“悠然見南山”，如果籬中籬外，有人大嚷大跳，大罵大打，南山是在的，他卻“悠然”不得，隻好“愕然見南山”了。
現在和晉宋之交有些不同，連“象牙之塔”〔2〕也已經搬到街頭來，似乎頗有“不隔”〔3〕之意，然而也還得有幽閑，要不然，即無以寄其沉痛，文壇減色，嚷嚷之罪大矣。
于是相輕的文人們的處境，就也更加艱難起來，連街頭也不再是擾攘的地方了，真是途窮道盡。
然而如果還要相輕又怎麼樣呢？前清有成例，知縣老爺出巡，路遇兩人相打，不問青紅皂白，誰是誰非，各打屁股五百完事。
不相輕的文人們縱有“肅靜”“回避”牌，卻無小闆子，打是自然不至于的，他還是用“筆伐”，說兩面都不是好東西。
這裡有一段炯之〔4〕先生的《談談上海的刊物》為例—— “說到這種争鬥，使我們記起《太白》，《文學》，《論語》，《人間世》幾年來的争鬥成績。
這成績就是凡罵人的與被罵的一古腦兒變成醜角，等于木偶戲的互相揪打或以頭互碰，除了讀者養成一種‘看熱鬧’的情趣以外，别無所有。
把讀者養成歡喜看‘戲’不歡喜看‘書’的習氣，‘文壇消息’的多少，成為刊物銷路多少的主要原因。
争鬥的延長，無結果的延長，實在可說是中國讀者的大不幸。
我們是不是還有什麼方法可以使這種‘私罵’占篇幅少一些？一個時代的代表作，結起賬來若隻是這些精巧的對罵，這文壇，未免太可憐了。
”（天津《大公報》的《小公園》，八月十八日。
）“這種鬥争”，炯之先生還自有一個界說：“即是向異己者用一種瑣碎方法，加以無憐憫，不節制的辱罵。
（一個術語，便是‘鬥争’。
）”雲。
于是乎這位炯之先生便以憐憫之心，節制之筆，定兩造為醜角，覺文壇之可憐了，雖然“我們記起《太白》，《文學》，《論語》，《人間世》幾年來”，似乎不但并不以“‘文壇消息’的多少，成為刊物銷路多少的主要原因”，而且簡直不登什麼“文壇消息”。
不過“罵”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