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夫》譯者附記〔1〕

，正是必然之勢。

    但這“非人道主義”，是也如大炮一樣，大家都會用的，今年上半年“革命文學”的創造社和“遵命文學”的新月社〔3〕，都向“淺薄的人道主義”進攻，即明明白白證明着這事的真實。

    再想一想，是頗有趣味的。

     A．Lunacharsky〔4〕說過大略如此的話：你們要做革命文學，須先在革命的血管裡流兩年；但也有例外，如“綏拉比翁的兄弟們”，就雖然流過了，卻仍然顯着白癡的微笑。

    這“綏拉比翁的兄弟們”，是十月革命後墨斯科的文學者團體的名目，作者正是其中的主要的一人。

    試看他所寫的畢理契珂夫，善良，簡單，堅執，厚重，蠢笨，然而誠實，像一匹象，或一個熊，令人生氣，而無可奈何。

    确也無怪Lunacharsky要看得頂上冒火。

    但我想，要“克服”這一類，也隻要克服者一樣誠實，也如象，也如熊，這就夠了。

    倘隻滿口“戰略”“戰略”，弄些狐狸似的小狡狯，那卻不行，因為文藝究竟不同政治，小政客手腕是無用的。

     曾經有旁觀者，說郁達夫喜歡在譯文尾巴上罵人，我這回似乎也犯了這病，又開罪于“革命文學”家了。

    但不要誤解，中國并無要什麼“銳利化”的什麼家，報章上有種種啟事為證，還有律師保镳〔5〕，大家都是“忠實同志”，研究“新文藝”的。

    乖哉乖哉，下半年一律“遵命文學”了，而中國之所以不行，乃隻因魯迅之“老而不死”〔6〕雲。

     十月二十七日寫訖。

     ※※※ 〔1〕本篇連同《農夫》的譯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大衆文藝》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後收入《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之二《在沙漠上及其他》時，删去了首二段及末段。

     〔2〕“非人道主義”的高唱起來指當時蘇聯對資産階級人道主義的批判。

    如盧那察爾斯基在一九二四年所作的講演《托爾斯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