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研究論争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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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貫中原作演變出來的并列的分支。
”說嘉靖本是其餘各種明版《演義》來源的觀點值得重新考慮。
沈伯俊在《校理本三國演義》的《前言》中指出：①《三國演義》的各種明刊本并非“都是以嘉靖本為底本”，諸本《三國志傳》是自成體系的。
②從版本演變的角度來看，志傳本的祖本比較接近羅貫中的原作，甚至可能就是羅氏原作（當然，不同的志傳本的刻印者可能都有所改動）；而嘉靖本則是一個經過較多修改加工，同時又頗有錯訛脫漏的版本。
因此，我們不僅應該在以往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對嘉靖本和毛本的研究，而且應該充分重視對《三國志傳》的研究，特别要注意對各本《三國志傳》之間的比較，對志傳本與嘉靖本的比較。
1996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英國學者魏安的《三國演義版本考》一書，對現存的《三國》版本進行了迄今為止最全面、最細緻的研究。
他先後查考了二十六種不同的非毛評本版本，包括絕大多數學者以前無法看到或未予注意的兩種：一是上海圖書館所藏殘頁，其刊行年代很可能早于其他任何現存版本；二是西班牙愛思哥利亞修道院圖書館所藏嘉靖二十七年（1548）葉逢春本，其版心書名作《三國志傳》，卷端書名有《新刊通俗演義三國史傳》、《重刊三國志通俗演義》等數種，全書10卷（每卷24則），每半葉正文上面有圖像1幅。
怎樣确定各種版本之間的關系？魏安提出了一種新的方法——通過“串句脫文”來比較。
他指出：“在一本書流傳的過程中經常會發生一種很特殊的抄寫錯誤，那就是如果在幾行之内再次出現相同的（或略同的）詞（或詞組），抄寫者在抄寫的時候很容易抄到第一次出現的詞（或詞組），然後在原文裡看錯地方，而從相同的詞（或詞組）第二次出現的地方繼續抄下去，結果是新抄的本子裡脫漏一段文字。
因為抄寫者是讀串了句子，這種抄寫錯誤可以名為“串句脫文”（英文叫做homoeoteleuton）。
”“因為串句脫文既容易辯認且多出現，所以是很适合作為确定版本關系的證據。
”“原則上可以判斷，假如甲本在一個地方有串句脫文，而乙本不脫文，那麼乙本不可能出于甲本，但甲本有可能出于乙本或者乙本的一個祖本；也可以判斷，假如幾種版本都有同一處串句脫文，它們必定都出于一個共同的祖本。
”他在各本《三國演義》裡總共找出了154個串句脫文例子。
在此基礎上，他将現存的《三國》版本分為ａｂ、ｃｄ兩大系統，認為《三國演義》版本的基本演化關系是這樣：元末明初，羅貫中寫成原本《三國演義》；經過一段時間的流傳，羅氏原本演化為現存各種版本的共同祖本——“元祖本”，其特色是正文分為10卷，每卷首記錄該卷的年代起訖，卷一首有總歌，有許多夾注，但是沒有任何關于（花）關索的情節，也沒有周靜軒的詠史詩；元祖本分化為ａｂ系統的祖本和ｃｄ系統的祖本，分别在明中葉刊行，ａｂ系統均為官本或江南本，其讀者多來自士大夫階層，ｃｄ系統均為閩本，其讀者多來自小市民階層；ａｂ系統祖本的主要變化是：正文改分為12卷，每卷後記錄該卷的年代起訖，卷一首的總歌被去掉，正文中增入引自《資治通鑒綱目集覽》等史書的注釋及論贊，等等；ｃｄ系統祖本的主要變化是正文中增入周靜軒詩72首；由ｃｄ系統分出的ｃ１分支，正文改分為20卷，增入花關索故事；ｄ支，正文改分為20卷，正文中增入關索故事；ａｂ系統中的ｂ支，逐步演化出夏振宇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評本、毛本，等等。
魏安對版本的掌握相當全面，其研究方法具有創新意義，比較科學，因而其論述具有較強的說服力。
當然，魏安的研究也有可議之處，盡管他取得了一定突破，但其結論是否完全正确，尚需作進一步的考察。
（四）關于《三國演義》的主題 作為一部作品思想内涵的核心，《三國演義》的主題曆來受到人們的重視。
而由于其内涵極其豐富，人們對主題的概括又往往呈現出多義性。
“文革”以前，學術界對《三國》的主題的見解，可以歸納為四種主要觀點：（1）“正統”說；（2）“‘擁劉反曹’反映人民願望”說；（3）“忠義”說；（4）“反映三國興亡”說（詳見沈伯俊：《建國以來〈三國演義〉研究綜述》，載《社會科學研究》1982年第4期；并收入《三國演義研究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文革”結束以後，《三國》研究逐漸開始複蘇。
1979年，楊毓龍發表《談〈三國演義〉的主題思想》一文（載《江西師範學院學報》1979年第3期），提出“歌頌理想英雄”說（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3頁，巴蜀書社1989年6月第１版）。
到了八十年代，随着《三國演義》研究日趨活躍，主題問題成為争論最為熱烈的問題之一。
有關主題的讨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關于《三國》主題的多種概括 自1980年起，學者們對《三國》的主題從不同角度進行探讨，先後提出了十幾種有代表性的觀點。
（1）“贊美智慧”說。
（朱世滋：《試論〈三國演義〉的主題》，載《丹東師專學報》1980年第2期，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3—694頁） （2）“天下歸一”說。
（王志武：《試論〈三國演義〉的主要思想意義》，載《西北大學學報》1980年第3期，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4頁） 與“天下歸一”說相近的是“分合”說。
闡述此說者主要有李厚基、林骅的《三國演義簡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6月第１版），胡邦炜的《從“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載《三國演義研究集》）等。
（3）“讴歌封建賢才”說。
（趙慶元：《封建賢才的熱情頌歌》，載《安徽師大學報》1981年第3期，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4頁） （4）“悲劇”說。
（黃鈞：《我們民族的雄偉的曆史悲劇》，載《社會科學研究》1983年第4期，并收入《三國演義研究集》，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5頁） （5）“總結争奪政權經驗”說。
（魯德才：《論〈三國演義〉的情節提煉對人物刻畫的意義》，載《社會科學研究》1983年第4期；孫一珍：《試論〈三國志通俗演義〉的主題》，載《文學遺産》1985年第1期。
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57頁） （6）“追慕聖君賢相魚水相諧”說。
（曹學偉：《試論〈三國演義〉的主題》，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5頁） （7）“宣揚用兵之道”說。
（任昭坤：《〈三國演義〉的主題應從軍事角度認識》，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6頁） （8）“人才學教科書”說。
（于朝貴：《一部形象生動的人才學教科書》，載《三國演義學刊》第1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6頁） （９）“向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說。
（沈伯俊：《向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載《天府新論》1985年第6期；并收入《中國古典小說新論集》，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11月第１版；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7頁） （10）“總結曆史經驗”說。
（胡世厚：《論〈三國演義〉的主題》，載《三國演義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7頁） （11）“亂世英雄頌歌”說。
（齊裕焜：《亂世英雄的頌歌》，載《三國演義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8頁） 2．關于主題研究的必要性與合理性。
由于對主題的概括一時衆說紛纭，有學者對此表示了懷疑和否定，認為主題根本就不存在，對主題的研究毫無意義。
對這類觀點，沈伯俊撰文予以辨駁，肯定了主題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學術價值（詳見沈伯俊：《向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論〈三國演義〉的主題》，出處同上；《〈三國演義〉研究綜述》，載《明清小說研究年鑒》，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9年6月第１版） 3．關于主題的觀念和研究主題的方法。
為了正确認識主題研究中諸說并存的現象，推進主題研究的健康發展，就必須建立合理的主題觀念，尋求恰當的研究方法。
沈伯俊認為：“主題乃是作者通過作品内容所表達的看法和主張。
因此，我們對主題的概括既要提挈作品的全局，又要反映作者的思想。
”“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時代、不同階級、不同經曆、不同性格的讀者心中所喚起的感受，往往是大相徑庭的。
人們可以闡發自己各不相同的感受，卻不應該把這些感受都稱為‘主題’。
”（參見沈伯俊同上二文）歐陽健則認為：“主題這個概念也應該看作是一個模糊概念，它既可以指作家想告訴人們什麼，也可以指作品實際上提供了什麼，還可以指讀者從中領悟到了什麼，以及這三者的統一。
”“主題探究的模糊性就相應地造成了主題研究成果的相對性。
”“從這個意義說，對于《三國演義》主題的說法的五花八門，正标志着研究的深入。
這個過程永遠不會完結。
”（《有關〈三國演義〉研究的兩個問題的思考》，載《明清小說研究》第２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12月出版）楊淩芬認為主題概念“有兩個分支：創作理論中的主題和鑒賞理論中的主題。
”因此，她主張“建立鑒賞論中的主題?拍睢薄ｋ謂“鑒賞論中的主題”，“就是研究者通過作品的形象體系和故事情節掌握的作品的中心思想。
”（《建立鑒賞論中的主題概念》，載《明清小說研究》第５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年6月出版）這些觀點，對研究者均有一定參考價值。
進入九十年代，對《三國演義》思想内涵的研究有所深入，但對主題問題的探讨卻不夠活躍，專題論文較少。
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對主題的觀念和研究主題的方法還有分歧。
其二，八十年代已經提出多種觀點，要想超越它們，提出新的有說服力的觀點，并非易事。
盡管如此，仍有一些學者發表了自己對《三國》主題的見解。
例如潘承玉的《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載《晉陽學刊》1994年第1期）、秦玉明的《天道循環：〈三國演義〉的思想核心》（載《攀枝花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
不過，由于他們對以往的《三國》研究，特别是主題研究的了解不夠全面，其見解也有片面之處。
看來，要想在主題研究上取得新的較大的進展，尚需作出進一步的深入努力。
（五）關于《三國演義》的創作方法與藝術成就二十年來，對這一問題讨論熱烈，成果甚豐。
主要表現在： １．關于《三國演義》的創作方法。
學者們提出了五種觀點： （１）認為《演義》的創作方法基本上是現實主義的。
這是以往占主流地位的，相當一部分學者的看法。
（２）認為《演義》的創作方法主要是浪漫主義的。
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劉知漸的《〈三國演義〉新論》（載其所著《〈三國演義〉新論》一書，重慶出版社1985年6月第１版）。
（３）認為《演義》的創作方法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結合。
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吳小林的《《試論〈三國演義〉的藝術特色》（載《三國演義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４）認為《演義》的創作方法是古典主義的。
這種觀點出現于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黃鈞的《〈三國演義〉和中國的古典主義》（載《〈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巴蜀書社），張錦池的《論〈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創作原則和人物描寫》（載《明清小說研究》1993年第1期）等。
（５）認為《演義》的創作方法既不屬于今天所說的現實主義，也不屬于今天所說的浪漫主義，而是現實主義精神與浪漫情調、傳奇色彩的結合。
代表性論述有沈伯俊的《羅貫中和〈三國演義〉》第六部分第一節（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第１版）。
２．關于《三國演義》的虛實關系。
這與上一問題密切相關，一直是讨論的熱點之一。
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何滿子的《曆史小說在事實與虛構之間的擺動》（載1984年3月20日《光明日報》；收入其所著《汲古說林》一書，重慶出版社1987年11月第１版），傅隆基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基本符合史實”嗎？》（載1984年4月17日《光明日報》），曲沐的《〈三國演義〉“虛”“實”之我見》（載1984年5月15日《光明日報》），劉紹智的《
”說嘉靖本是其餘各種明版《演義》來源的觀點值得重新考慮。
沈伯俊在《校理本三國演義》的《前言》中指出：①《三國演義》的各種明刊本并非“都是以嘉靖本為底本”，諸本《三國志傳》是自成體系的。
②從版本演變的角度來看，志傳本的祖本比較接近羅貫中的原作，甚至可能就是羅氏原作（當然，不同的志傳本的刻印者可能都有所改動）；而嘉靖本則是一個經過較多修改加工，同時又頗有錯訛脫漏的版本。
因此，我們不僅應該在以往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對嘉靖本和毛本的研究，而且應該充分重視對《三國志傳》的研究，特别要注意對各本《三國志傳》之間的比較，對志傳本與嘉靖本的比較。
1996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英國學者魏安的《三國演義版本考》一書，對現存的《三國》版本進行了迄今為止最全面、最細緻的研究。
他先後查考了二十六種不同的非毛評本版本，包括絕大多數學者以前無法看到或未予注意的兩種：一是上海圖書館所藏殘頁，其刊行年代很可能早于其他任何現存版本；二是西班牙愛思哥利亞修道院圖書館所藏嘉靖二十七年（1548）葉逢春本，其版心書名作《三國志傳》，卷端書名有《新刊通俗演義三國史傳》、《重刊三國志通俗演義》等數種，全書10卷（每卷24則），每半葉正文上面有圖像1幅。
怎樣确定各種版本之間的關系？魏安提出了一種新的方法——通過“串句脫文”來比較。
他指出：“在一本書流傳的過程中經常會發生一種很特殊的抄寫錯誤，那就是如果在幾行之内再次出現相同的（或略同的）詞（或詞組），抄寫者在抄寫的時候很容易抄到第一次出現的詞（或詞組），然後在原文裡看錯地方，而從相同的詞（或詞組）第二次出現的地方繼續抄下去，結果是新抄的本子裡脫漏一段文字。
因為抄寫者是讀串了句子，這種抄寫錯誤可以名為“串句脫文”（英文叫做homoeoteleuton）。
”“因為串句脫文既容易辯認且多出現，所以是很适合作為确定版本關系的證據。
”“原則上可以判斷，假如甲本在一個地方有串句脫文，而乙本不脫文，那麼乙本不可能出于甲本，但甲本有可能出于乙本或者乙本的一個祖本；也可以判斷，假如幾種版本都有同一處串句脫文，它們必定都出于一個共同的祖本。
”他在各本《三國演義》裡總共找出了154個串句脫文例子。
在此基礎上，他将現存的《三國》版本分為ａｂ、ｃｄ兩大系統，認為《三國演義》版本的基本演化關系是這樣：元末明初，羅貫中寫成原本《三國演義》；經過一段時間的流傳，羅氏原本演化為現存各種版本的共同祖本——“元祖本”，其特色是正文分為10卷，每卷首記錄該卷的年代起訖，卷一首有總歌，有許多夾注，但是沒有任何關于（花）關索的情節，也沒有周靜軒的詠史詩；元祖本分化為ａｂ系統的祖本和ｃｄ系統的祖本，分别在明中葉刊行，ａｂ系統均為官本或江南本，其讀者多來自士大夫階層，ｃｄ系統均為閩本，其讀者多來自小市民階層；ａｂ系統祖本的主要變化是：正文改分為12卷，每卷後記錄該卷的年代起訖，卷一首的總歌被去掉，正文中增入引自《資治通鑒綱目集覽》等史書的注釋及論贊，等等；ｃｄ系統祖本的主要變化是正文中增入周靜軒詩72首；由ｃｄ系統分出的ｃ１分支，正文改分為20卷，增入花關索故事；ｄ支，正文改分為20卷，正文中增入關索故事；ａｂ系統中的ｂ支，逐步演化出夏振宇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評本、毛本，等等。
魏安對版本的掌握相當全面，其研究方法具有創新意義，比較科學，因而其論述具有較強的說服力。
當然，魏安的研究也有可議之處，盡管他取得了一定突破，但其結論是否完全正确，尚需作進一步的考察。
（四）關于《三國演義》的主題 作為一部作品思想内涵的核心，《三國演義》的主題曆來受到人們的重視。
而由于其内涵極其豐富，人們對主題的概括又往往呈現出多義性。
“文革”以前，學術界對《三國》的主題的見解，可以歸納為四種主要觀點：（1）“正統”說；（2）“‘擁劉反曹’反映人民願望”說；（3）“忠義”說；（4）“反映三國興亡”說（詳見沈伯俊：《建國以來〈三國演義〉研究綜述》，載《社會科學研究》1982年第4期；并收入《三國演義研究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文革”結束以後，《三國》研究逐漸開始複蘇。
1979年，楊毓龍發表《談〈三國演義〉的主題思想》一文（載《江西師範學院學報》1979年第3期），提出“歌頌理想英雄”說（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3頁，巴蜀書社1989年6月第１版）。
到了八十年代，随着《三國演義》研究日趨活躍，主題問題成為争論最為熱烈的問題之一。
有關主題的讨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關于《三國》主題的多種概括 自1980年起，學者們對《三國》的主題從不同角度進行探讨，先後提出了十幾種有代表性的觀點。
（1）“贊美智慧”說。
（朱世滋：《試論〈三國演義〉的主題》，載《丹東師專學報》1980年第2期，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3—694頁） （2）“天下歸一”說。
（王志武：《試論〈三國演義〉的主要思想意義》，載《西北大學學報》1980年第3期，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4頁） 與“天下歸一”說相近的是“分合”說。
闡述此說者主要有李厚基、林骅的《三國演義簡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6月第１版），胡邦炜的《從“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載《三國演義研究集》）等。
（3）“讴歌封建賢才”說。
（趙慶元：《封建賢才的熱情頌歌》，載《安徽師大學報》1981年第3期，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4頁） （4）“悲劇”說。
（黃鈞：《我們民族的雄偉的曆史悲劇》，載《社會科學研究》1983年第4期，并收入《三國演義研究集》，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5頁） （5）“總結争奪政權經驗”說。
（魯德才：《論〈三國演義〉的情節提煉對人物刻畫的意義》，載《社會科學研究》1983年第4期；孫一珍：《試論〈三國志通俗演義〉的主題》，載《文學遺産》1985年第1期。
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57頁） （6）“追慕聖君賢相魚水相諧”說。
（曹學偉：《試論〈三國演義〉的主題》，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5頁） （7）“宣揚用兵之道”說。
（任昭坤：《〈三國演義〉的主題應從軍事角度認識》，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6頁） （8）“人才學教科書”說。
（于朝貴：《一部形象生動的人才學教科書》，載《三國演義學刊》第1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6頁） （９）“向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說。
（沈伯俊：《向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載《天府新論》1985年第6期；并收入《中國古典小說新論集》，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11月第１版；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7頁） （10）“總結曆史經驗”說。
（胡世厚：《論〈三國演義〉的主題》，載《三國演義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7頁） （11）“亂世英雄頌歌”說。
（齊裕焜：《亂世英雄的頌歌》，載《三國演義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8頁） 2．關于主題研究的必要性與合理性。
由于對主題的概括一時衆說紛纭，有學者對此表示了懷疑和否定，認為主題根本就不存在，對主題的研究毫無意義。
對這類觀點，沈伯俊撰文予以辨駁，肯定了主題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學術價值（詳見沈伯俊：《向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論〈三國演義〉的主題》，出處同上；《〈三國演義〉研究綜述》，載《明清小說研究年鑒》，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9年6月第１版） 3．關于主題的觀念和研究主題的方法。
為了正确認識主題研究中諸說并存的現象，推進主題研究的健康發展，就必須建立合理的主題觀念，尋求恰當的研究方法。
沈伯俊認為：“主題乃是作者通過作品内容所表達的看法和主張。
因此，我們對主題的概括既要提挈作品的全局，又要反映作者的思想。
”“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時代、不同階級、不同經曆、不同性格的讀者心中所喚起的感受，往往是大相徑庭的。
人們可以闡發自己各不相同的感受，卻不應該把這些感受都稱為‘主題’。
”（參見沈伯俊同上二文）歐陽健則認為：“主題這個概念也應該看作是一個模糊概念，它既可以指作家想告訴人們什麼，也可以指作品實際上提供了什麼，還可以指讀者從中領悟到了什麼，以及這三者的統一。
”“主題探究的模糊性就相應地造成了主題研究成果的相對性。
”“從這個意義說，對于《三國演義》主題的說法的五花八門，正标志着研究的深入。
這個過程永遠不會完結。
”（《有關〈三國演義〉研究的兩個問題的思考》，載《明清小說研究》第２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12月出版）楊淩芬認為主題概念“有兩個分支：創作理論中的主題和鑒賞理論中的主題。
”因此，她主張“建立鑒賞論中的主題?拍睢薄ｋ謂“鑒賞論中的主題”，“就是研究者通過作品的形象體系和故事情節掌握的作品的中心思想。
”（《建立鑒賞論中的主題概念》，載《明清小說研究》第５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年6月出版）這些觀點，對研究者均有一定參考價值。
進入九十年代，對《三國演義》思想内涵的研究有所深入，但對主題問題的探讨卻不夠活躍，專題論文較少。
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對主題的觀念和研究主題的方法還有分歧。
其二，八十年代已經提出多種觀點，要想超越它們，提出新的有說服力的觀點，并非易事。
盡管如此，仍有一些學者發表了自己對《三國》主題的見解。
例如潘承玉的《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載《晉陽學刊》1994年第1期）、秦玉明的《天道循環：〈三國演義〉的思想核心》（載《攀枝花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
不過，由于他們對以往的《三國》研究，特别是主題研究的了解不夠全面，其見解也有片面之處。
看來，要想在主題研究上取得新的較大的進展，尚需作出進一步的深入努力。
（五）關于《三國演義》的創作方法與藝術成就二十年來，對這一問題讨論熱烈，成果甚豐。
主要表現在： １．關于《三國演義》的創作方法。
學者們提出了五種觀點： （１）認為《演義》的創作方法基本上是現實主義的。
這是以往占主流地位的，相當一部分學者的看法。
（２）認為《演義》的創作方法主要是浪漫主義的。
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劉知漸的《〈三國演義〉新論》（載其所著《〈三國演義〉新論》一書，重慶出版社1985年6月第１版）。
（３）認為《演義》的創作方法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結合。
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吳小林的《《試論〈三國演義〉的藝術特色》（載《三國演義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４）認為《演義》的創作方法是古典主義的。
這種觀點出現于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黃鈞的《〈三國演義〉和中國的古典主義》（載《〈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巴蜀書社），張錦池的《論〈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創作原則和人物描寫》（載《明清小說研究》1993年第1期）等。
（５）認為《演義》的創作方法既不屬于今天所說的現實主義，也不屬于今天所說的浪漫主義，而是現實主義精神與浪漫情調、傳奇色彩的結合。
代表性論述有沈伯俊的《羅貫中和〈三國演義〉》第六部分第一節（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第１版）。
２．關于《三國演義》的虛實關系。
這與上一問題密切相關，一直是讨論的熱點之一。
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何滿子的《曆史小說在事實與虛構之間的擺動》（載1984年3月20日《光明日報》；收入其所著《汲古說林》一書，重慶出版社1987年11月第１版），傅隆基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基本符合史實”嗎？》（載1984年4月17日《光明日報》），曲沐的《〈三國演義〉“虛”“實”之我見》（載1984年5月15日《光明日報》），劉紹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