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研究論争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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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
元文宗天曆元年（1328）曾加封關羽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結合?堵脊聿拘唷返募竊兀堆菀濉返背墒橛谠笃凇?br>4．“成書于明初”說。
持此說者較多，如歐陽健在《試論〈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一文（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中認為：周楞伽、王利器先生根據元代理學家趙偕的《趙寶峰先生集》卷首的《門人祭寶峰先生文》等材料，認為羅貫中即門人名單中的羅本，這是可信的，按照門人之間“序齒”的通例，可以推算羅貫中的生年約在1315—1318年，卒年約在1385—1388年；再根據對《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小字注所謂“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斷：《三國志通俗演義》可能是羅貫中于明初開筆，其第十二卷的寫作時間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全書初稿的完成當在1371年之後。
其時，羅貫中在五十五歲左右，其知識和閱曆都足以勝任《演義》的寫作。
任昭坤在《從兵器辨〈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載《貴州文史叢刊》1986年第1期）中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裡叙述描寫的火器，絕大多數在明初才創制，或才有那個名稱，這證明《通俗演義》成書于明初。
《通俗演義》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見在作者心目中，隻有孔明那樣智慧過人的人才能創制使用先進火器，這說明作者所處時代是以冷兵器為主的，這也與明初的兵器實際狀況相吻合。
5．“成書于明中葉”說。
張國光在《〈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中葉辨》（載《社會科學研究》1983年第4期，亦收入《三國演義研究集》）中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是以《三國志平話》為基礎的，現存的《三國志平話》刊于元代至治年間（1321—1323），代表了當時講史話本的最高水平，然而篇幅隻有約8萬字，文筆相當粗糙、簡陋；而《三國志通俗演義》篇幅約80萬字，是《平話》的十倍，其描寫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誕生不能不遠在《平話》之後。
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第一個成熟的《三國演義》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羅貫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後期的書商為了擡高其聲價而托名羅貫中的，為此書作序的庸愚子（蔣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
九十年代以來，張志合的《從〈花關索傳〉和〈義勇辭金〉雜劇看〈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載《河南大學學報》1990年第5期），李偉實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明中葉弘治初年》（載《吉林社會科學》1995年第4期）也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明代中葉。
面對上述諸說，沈伯俊提出：要确定《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對作者的生平及其創作經曆有比較清晰的了解。
盡管一些學者對羅貫中是否元代理學家趙寶峰的門人羅本、羅貫中與張士誠的關系、羅貫中與施耐庵的關系等問題作了積極的探考，但因資料不足，見解歧異，尚難遽爾斷定《演義》成書的确切年代。
第二，确認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
上述諸說，大都把嘉靖元年本《三國志通俗演義》視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徑直把它當作原本，在此基礎上立論。
然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個加工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諸本《三國志傳》才更接近羅貫中原作的面貌（詳下）。
這樣，以往論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個相當大的折扣。
第三，對作品（包括注文）進行全面而細緻的研究。
有的學者通過對書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來考證《演義》的成書年代，這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嘗試。
但是，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必須證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則，其價值就要大打折扣（按：陳鐵民已經指出小字注并非出自羅貫中之手，王長友在《武漢師院學報》1983年第2期發表《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小字注是作者手筆嗎？》一?模銜尉岡瓯鏡男∽腫⒉⒎親髡弑救聳直剩白髯時該書已流傳較久并得到推崇”，“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時代的人。
”張志合在《湖北大學學報》1994年第6期發表《〈三國演義〉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時所加》文，也指出“羅貫中決不可能就是嘉靖本的原作者，當然也決不會是其小注的作者。
”這些小字注也不是出自某一時某一人之手，而是伴随着《三國演義》的成書和流傳過程而存在的。
）；其二，對小字注的考察，應當與對作品各個方面的研究結合起來，才能獲得可靠的結論，而以前對此所作的努力還很不夠。
結合以上各種因素，目前比較穩妥的說法仍然是：《演義》成書于元末明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校理本三國演義〉前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三)關于《三國演義》的版本源流 《三國演義》版本甚多，僅現存的明代刊本就有大約30種，清代刊本70餘種。
各種版本數量之多，關系之複雜，都堪稱古代小說之最。
過去一個長時期中，人們對此缺乏認真細緻的研究，誤以為《三國》的版本問題比較簡單，形成這樣幾點普遍的誤解：（1）嘉靖元年（1522）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最接近羅貫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羅氏原作；（2）《三國演義》隻有由嘉靖元年本派生的一個版本系統；（3）在衆多的《三國》版本中，最值得重視的隻有嘉靖元年本（一些人稱之為“羅本”）和毛綸、毛宗崗父子評改本（簡稱“毛本”）兩種。
正因為如此，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80年以前，中國大陸隻出版了嘉靖元年本的影印本和以毛本為基礎的整理本；各種文學史、小說史論述《三國演義》時，一般都主要針對毛本，附帶提及嘉靖元年本，而對其他版本幾乎不屑一提。
1968年，日本著名學者小川環樹博士指出：明代萬曆以後出版的若幹《三國》版本，包含嘉靖本完全沒有的有關關索的情節，可見它們并非都是出自嘉靖本（《中國小說史研究》，岩波書店出版）。
1976年，澳大利亞華裔著名學者柳存仁教授發表《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僞性質》一文（原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8卷第1期，收入劉世德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一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對《三國》版本源流問題提出了重要的新見。
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學者對《三國》版本的整理與研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國外一些學者，如澳大利亞學者馬蘭安，日本學者金文京、上田望、中川谕、英國學者魏安等也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
經過多年的努力，人們對《三國》的版本源流的認識取得了明顯的進展。
在現存的明代《三國》版本中，數量最多的是萬曆至天啟年間的諸本《三國志傳》。
過去，由于上述對《三國》版本關系的誤解，人們将其視為“俗本”而不予重視。
對此，柳存仁在《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僞性質》中首先提出異議，認為：“《三國志傳》之刻本，今日所得見者雖為萬曆甚至天啟年間所刊刻，時間固遠在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之後，然其所根據之本（不論其祖本為一種或多種），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
”由此，他勾勒了《三國》版本演變的基本線索：大約在至治本《三國志平話》刊刻之後四十年左右，羅貫中有可能撰寫《三國志傳》，其後為其他各本《三國志傳》所宗。
在此之後，始有《三國志通俗演義》出世。
近十幾年來，中外學者作了進一步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視的見解。
如澳大利亞學者馬蘭安認為：《三國》的最早版本比後期的各種版本包含了更多的民間口頭傳說和較少的正史資料，其中吸收了民間流傳的關索或花關索故事，而嘉靖本的編者則因關索系傳說人物而删除了這些故事。
由此看來，《三國》版本演化的順序是由“志傳”本到“演義”本（《〈花關索說唱詞話〉與〈三國志演義〉版本演變探索》，原載1985年歐洲《通報》，中文譯本收入周兆新主編的《三國演義叢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
日本學者金文京認為：根據虛構的關羽之子關索的出現情況，建安諸本《三國志傳》可以分為四個種類：一是“花關索”系統的本子，二是“關索”系統的本子（二十卷本），三是另一部分“關索”系統的本子（十二卷·百二十回本），四是“花關索·關索”系統的本子。
建安諸本保存着古本的面貌，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嘉靖本也有接近原來面貌的地方。
建安諸本與嘉靖本的關系是來自同一源頭的同系統版本的異本關系，二者在文辭、内容上的差異，是在抄本階段産生的。
“關索故事的有無是《三國志演義》各本之内容上的最大差異，羅貫中原本究竟有沒有這個故事乃是一個大問題，至少從現存的版本來考察，圍繞這個全然虛構的人物展開的一串故事，在全書中顯得很特别，而且前後故事還有矛盾之處，所以很有可能是後來插入進去的。
”（《〈三國志演義〉版本試探——以建安諸本為中心》，原載《集刊東洋學》第61号，1989年5月出版；中文譯本收入《三國演義叢考》）。
另一位日本學者中川谕分析了嘉靖本、周曰校本、吳觀明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毛本、餘象鬥雙峰堂本等五種《三國》版本，指出：“嘉靖本中沒有，而以周曰校本為始出現在吳觀明本、毛宗崗本的故事，包含關索故事在内，至少可以指出十一個。
”這些插入的故事，是基于《資治通鑒》系統的通俗曆史書。
他認為：盡管嘉靖本是現存最早的《三國》版本，但決非最優秀的版本，也不是最接近羅貫中原作的版本；《三國志傳》是與嘉靖本并列的版本，在某些方面保留了比嘉靖本更古的形态；毛本《三國》形成的大緻軌迹是：原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抄本——周曰校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吳觀明本）——毛本（《〈三國志演義〉版本研究——毛宗崗本的成書過程》，原載《集刊東洋學》第61号，中文譯本收入《三國演義叢考》）。
再一位日本學者上田望比較系統地考察了現存的《三國》版本，将其分為七群：一是嘉靖元年本；二是《三國志傳通俗演義》系列版本，包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三是《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鐘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李笠翁批閱三國志》等120回本；四是包含關索故事的《三國志傳》諸本；五是包含花關索故事的《三國志傳》諸本；六是雄飛館本《三國水浒全傳》；七是毛宗崗本。
“上述分類均以周靜軒詩、關索故事、花關索故事、章回等為标準。
正文本身也有不少細微差别。
”衆多版本可以分為兩大系統—－以文人為對象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系統（二十四卷本系統）和面向大衆讀者的《三國志傳》諸本（二十卷本系統）。
嘉靖本以外的版本都不是從嘉靖本分化出來的。
二十四卷本系統中的夏振宇本是與二十卷本在有些地方文字相同，保留着古老面貌的版本之一，“李卓吾評本”和毛本都是由它或與它相同的版本發展而來的（《〈三國志演義〉版本試論——關于通俗小說版本演變的考察》，原載《東洋文化》第71号，1990年12月；中文譯本收入《三國演義叢考》）。
中國學者方面，張穎、陳速認為：《三國演義》的現存版本，按正文内容可分為三大系統：一是《三國志通俗演義》系統，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屬之；二是《三國志傳》系統，餘氏雙峰堂本、朱鼎臣本、喬山堂本、聯輝堂本、雄飛館《英雄譜》本屬之；三是《三國志演義》系統，毛宗崗本屬之。
《三國志傳》不僅是《三國演義》最早的版本，而且是毛本所依之真正“古本”（《有關〈三國演義〉成書年代和版本演變問題的幾點異議》，載《明清小說研究》第５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年6月第1版）。
陳翔華在《諸葛亮形象史研究》一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中将嘉靖元年本與諸本《三國志傳》比較，指出：①諸本《三國志傳》節目字數參差不齊，而嘉靖本節目則整齊劃一，均為七字句式；②諸本《三國志傳》保存較多民間傳說，有的刻本還詳細記載不見于史籍的關索故事，而嘉靖本則無之。
③《三國志傳》的文字頗粗略，而嘉靖本已加修飾，較為增勝。
由此可見，嘉靖本是一個修飾得更多的加工整理本。
周兆新在《三國演義考評》一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中對幾種明代版本作了比較細緻的考證，指出：①“嘉靖本盡管刊印的時代較早，但它仍然是一個明人修訂本，不能代表羅貫中原作的面貌。
”那種把嘉靖本說成“羅氏原作”的觀點難以成立，倒是《三國志傳》可能更接近羅貫中的原作。
②《三國志傳》與嘉靖本“乃是由
元文宗天曆元年（1328）曾加封關羽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結合?堵脊聿拘唷返募竊兀堆菀濉返背墒橛谠笃凇?br>4．“成書于明初”說。
持此說者較多，如歐陽健在《試論〈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一文（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中認為：周楞伽、王利器先生根據元代理學家趙偕的《趙寶峰先生集》卷首的《門人祭寶峰先生文》等材料，認為羅貫中即門人名單中的羅本，這是可信的，按照門人之間“序齒”的通例，可以推算羅貫中的生年約在1315—1318年，卒年約在1385—1388年；再根據對《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小字注所謂“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斷：《三國志通俗演義》可能是羅貫中于明初開筆，其第十二卷的寫作時間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全書初稿的完成當在1371年之後。
其時，羅貫中在五十五歲左右，其知識和閱曆都足以勝任《演義》的寫作。
任昭坤在《從兵器辨〈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載《貴州文史叢刊》1986年第1期）中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裡叙述描寫的火器，絕大多數在明初才創制，或才有那個名稱，這證明《通俗演義》成書于明初。
《通俗演義》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見在作者心目中，隻有孔明那樣智慧過人的人才能創制使用先進火器，這說明作者所處時代是以冷兵器為主的，這也與明初的兵器實際狀況相吻合。
5．“成書于明中葉”說。
張國光在《〈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中葉辨》（載《社會科學研究》1983年第4期，亦收入《三國演義研究集》）中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是以《三國志平話》為基礎的，現存的《三國志平話》刊于元代至治年間（1321—1323），代表了當時講史話本的最高水平，然而篇幅隻有約8萬字，文筆相當粗糙、簡陋；而《三國志通俗演義》篇幅約80萬字，是《平話》的十倍，其描寫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誕生不能不遠在《平話》之後。
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第一個成熟的《三國演義》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羅貫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後期的書商為了擡高其聲價而托名羅貫中的，為此書作序的庸愚子（蔣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
九十年代以來，張志合的《從〈花關索傳〉和〈義勇辭金〉雜劇看〈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載《河南大學學報》1990年第5期），李偉實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明中葉弘治初年》（載《吉林社會科學》1995年第4期）也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明代中葉。
面對上述諸說，沈伯俊提出：要确定《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對作者的生平及其創作經曆有比較清晰的了解。
盡管一些學者對羅貫中是否元代理學家趙寶峰的門人羅本、羅貫中與張士誠的關系、羅貫中與施耐庵的關系等問題作了積極的探考，但因資料不足，見解歧異，尚難遽爾斷定《演義》成書的确切年代。
第二，确認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
上述諸說，大都把嘉靖元年本《三國志通俗演義》視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徑直把它當作原本，在此基礎上立論。
然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個加工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諸本《三國志傳》才更接近羅貫中原作的面貌（詳下）。
這樣，以往論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個相當大的折扣。
第三，對作品（包括注文）進行全面而細緻的研究。
有的學者通過對書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來考證《演義》的成書年代，這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嘗試。
但是，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必須證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則，其價值就要大打折扣（按：陳鐵民已經指出小字注并非出自羅貫中之手，王長友在《武漢師院學報》1983年第2期發表《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小字注是作者手筆嗎？》一?模銜尉岡瓯鏡男∽腫⒉⒎親髡弑救聳直剩白髯時該書已流傳較久并得到推崇”，“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時代的人。
”張志合在《湖北大學學報》1994年第6期發表《〈三國演義〉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時所加》文，也指出“羅貫中決不可能就是嘉靖本的原作者，當然也決不會是其小注的作者。
”這些小字注也不是出自某一時某一人之手，而是伴随着《三國演義》的成書和流傳過程而存在的。
）；其二，對小字注的考察，應當與對作品各個方面的研究結合起來，才能獲得可靠的結論，而以前對此所作的努力還很不夠。
結合以上各種因素，目前比較穩妥的說法仍然是：《演義》成書于元末明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校理本三國演義〉前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三)關于《三國演義》的版本源流 《三國演義》版本甚多，僅現存的明代刊本就有大約30種，清代刊本70餘種。
各種版本數量之多，關系之複雜，都堪稱古代小說之最。
過去一個長時期中，人們對此缺乏認真細緻的研究，誤以為《三國》的版本問題比較簡單，形成這樣幾點普遍的誤解：（1）嘉靖元年（1522）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最接近羅貫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羅氏原作；（2）《三國演義》隻有由嘉靖元年本派生的一個版本系統；（3）在衆多的《三國》版本中，最值得重視的隻有嘉靖元年本（一些人稱之為“羅本”）和毛綸、毛宗崗父子評改本（簡稱“毛本”）兩種。
正因為如此，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80年以前，中國大陸隻出版了嘉靖元年本的影印本和以毛本為基礎的整理本；各種文學史、小說史論述《三國演義》時，一般都主要針對毛本，附帶提及嘉靖元年本，而對其他版本幾乎不屑一提。
1968年，日本著名學者小川環樹博士指出：明代萬曆以後出版的若幹《三國》版本，包含嘉靖本完全沒有的有關關索的情節，可見它們并非都是出自嘉靖本（《中國小說史研究》，岩波書店出版）。
1976年，澳大利亞華裔著名學者柳存仁教授發表《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僞性質》一文（原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8卷第1期，收入劉世德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一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對《三國》版本源流問題提出了重要的新見。
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學者對《三國》版本的整理與研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國外一些學者，如澳大利亞學者馬蘭安，日本學者金文京、上田望、中川谕、英國學者魏安等也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
經過多年的努力，人們對《三國》的版本源流的認識取得了明顯的進展。
在現存的明代《三國》版本中，數量最多的是萬曆至天啟年間的諸本《三國志傳》。
過去，由于上述對《三國》版本關系的誤解，人們将其視為“俗本”而不予重視。
對此，柳存仁在《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僞性質》中首先提出異議，認為：“《三國志傳》之刻本，今日所得見者雖為萬曆甚至天啟年間所刊刻，時間固遠在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之後，然其所根據之本（不論其祖本為一種或多種），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
”由此，他勾勒了《三國》版本演變的基本線索：大約在至治本《三國志平話》刊刻之後四十年左右，羅貫中有可能撰寫《三國志傳》，其後為其他各本《三國志傳》所宗。
在此之後，始有《三國志通俗演義》出世。
近十幾年來，中外學者作了進一步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視的見解。
如澳大利亞學者馬蘭安認為：《三國》的最早版本比後期的各種版本包含了更多的民間口頭傳說和較少的正史資料，其中吸收了民間流傳的關索或花關索故事，而嘉靖本的編者則因關索系傳說人物而删除了這些故事。
由此看來，《三國》版本演化的順序是由“志傳”本到“演義”本（《〈花關索說唱詞話〉與〈三國志演義〉版本演變探索》，原載1985年歐洲《通報》，中文譯本收入周兆新主編的《三國演義叢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
日本學者金文京認為：根據虛構的關羽之子關索的出現情況，建安諸本《三國志傳》可以分為四個種類：一是“花關索”系統的本子，二是“關索”系統的本子（二十卷本），三是另一部分“關索”系統的本子（十二卷·百二十回本），四是“花關索·關索”系統的本子。
建安諸本保存着古本的面貌，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嘉靖本也有接近原來面貌的地方。
建安諸本與嘉靖本的關系是來自同一源頭的同系統版本的異本關系，二者在文辭、内容上的差異，是在抄本階段産生的。
“關索故事的有無是《三國志演義》各本之内容上的最大差異，羅貫中原本究竟有沒有這個故事乃是一個大問題，至少從現存的版本來考察，圍繞這個全然虛構的人物展開的一串故事，在全書中顯得很特别，而且前後故事還有矛盾之處，所以很有可能是後來插入進去的。
”（《〈三國志演義〉版本試探——以建安諸本為中心》，原載《集刊東洋學》第61号，1989年5月出版；中文譯本收入《三國演義叢考》）。
另一位日本學者中川谕分析了嘉靖本、周曰校本、吳觀明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毛本、餘象鬥雙峰堂本等五種《三國》版本，指出：“嘉靖本中沒有，而以周曰校本為始出現在吳觀明本、毛宗崗本的故事，包含關索故事在内，至少可以指出十一個。
”這些插入的故事，是基于《資治通鑒》系統的通俗曆史書。
他認為：盡管嘉靖本是現存最早的《三國》版本，但決非最優秀的版本，也不是最接近羅貫中原作的版本；《三國志傳》是與嘉靖本并列的版本，在某些方面保留了比嘉靖本更古的形态；毛本《三國》形成的大緻軌迹是：原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抄本——周曰校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吳觀明本）——毛本（《〈三國志演義〉版本研究——毛宗崗本的成書過程》，原載《集刊東洋學》第61号，中文譯本收入《三國演義叢考》）。
再一位日本學者上田望比較系統地考察了現存的《三國》版本，将其分為七群：一是嘉靖元年本；二是《三國志傳通俗演義》系列版本，包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三是《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鐘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李笠翁批閱三國志》等120回本；四是包含關索故事的《三國志傳》諸本；五是包含花關索故事的《三國志傳》諸本；六是雄飛館本《三國水浒全傳》；七是毛宗崗本。
“上述分類均以周靜軒詩、關索故事、花關索故事、章回等為标準。
正文本身也有不少細微差别。
”衆多版本可以分為兩大系統—－以文人為對象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系統（二十四卷本系統）和面向大衆讀者的《三國志傳》諸本（二十卷本系統）。
嘉靖本以外的版本都不是從嘉靖本分化出來的。
二十四卷本系統中的夏振宇本是與二十卷本在有些地方文字相同，保留着古老面貌的版本之一，“李卓吾評本”和毛本都是由它或與它相同的版本發展而來的（《〈三國志演義〉版本試論——關于通俗小說版本演變的考察》，原載《東洋文化》第71号，1990年12月；中文譯本收入《三國演義叢考》）。
中國學者方面，張穎、陳速認為：《三國演義》的現存版本，按正文内容可分為三大系統：一是《三國志通俗演義》系統，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屬之；二是《三國志傳》系統，餘氏雙峰堂本、朱鼎臣本、喬山堂本、聯輝堂本、雄飛館《英雄譜》本屬之；三是《三國志演義》系統，毛宗崗本屬之。
《三國志傳》不僅是《三國演義》最早的版本，而且是毛本所依之真正“古本”（《有關〈三國演義〉成書年代和版本演變問題的幾點異議》，載《明清小說研究》第５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年6月第1版）。
陳翔華在《諸葛亮形象史研究》一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中将嘉靖元年本與諸本《三國志傳》比較，指出：①諸本《三國志傳》節目字數參差不齊，而嘉靖本節目則整齊劃一，均為七字句式；②諸本《三國志傳》保存較多民間傳說，有的刻本還詳細記載不見于史籍的關索故事，而嘉靖本則無之。
③《三國志傳》的文字頗粗略，而嘉靖本已加修飾，較為增勝。
由此可見，嘉靖本是一個修飾得更多的加工整理本。
周兆新在《三國演義考評》一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中對幾種明代版本作了比較細緻的考證，指出：①“嘉靖本盡管刊印的時代較早，但它仍然是一個明人修訂本，不能代表羅貫中原作的面貌。
”那種把嘉靖本說成“羅氏原作”的觀點難以成立，倒是《三國志傳》可能更接近羅貫中的原作。
②《三國志傳》與嘉靖本“乃是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