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劉璋失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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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睹(漢)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欲避世難。

    ……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将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

    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

    ”恰好益州動蕩,朝廷以劉焉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

    劉焉入益州後,以南陽三輔流人數萬家為主組成東州兵,平定益州動亂,誅殺益州豪強,建立割據政權,便不複顧益州之外的天下形勢。

    注引《英雄記》: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讨董卓,保州自守。

    ”這無疑限制了自己的發展。

    王夫之《讀通鑒論》卷9中評論曰:“焉雖受命作牧,而漢之危亡,風波百沸,焉勿問焉。

    割土自擅,志士之所不肖事也。

    ”劉焉死後,繼任益州牧的劉璋基本遵循其父“坐保”政策。

    在一定意義上,“坐保”有它的合理性,如可以避免自身力量在紛争之中作無謂的消耗。

    然而,在漢末割據兼并的時代,滿足于“自保”,沒有遠大的目标與積極的行動,最終隻能“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公孫瓒、劉表等軍閥就是典型的例子,相反的例子則有曹操統一北方、孫權鼎立江東等。

    劉璋的“坐保”,導緻了他行動的保守和落後,黯于天下大勢。

    當劉備處心竭慮謀奪益州時,劉璋還茫然不知,反而開門揖盜,最終葬送基業。

    可以說,劉璋失益州在一定意義上是失于“人謀”。

     《後漢書·劉焉傳》論曰:“璋能閉隘養力,守案先圖,尚可與時推移,而遽輸利器,靜受流斥,所謂羊質虎皮,見豹則恐,籲哉。

    ”的确,天下大勢不容劉璋閉隘蓄力,然益州民富強,土地險阻,如發揮“人謀”的主觀能動性,努力進取,保守偏安一隅也未必無此可能。

    可是,劉璋暗于天下大勢,不知權謀。

    王夫之《讀通鑒論》卷9稱:“論者曰:‘劉璋暗弱’,弱者弱于強争、暗者暗于變詐。

    ”處在漢末這樣一個推崇“人謀”的時代,劉璋明顯是落伍了,失益州誠為“自然之理”[1](卷31《劉二牧傳》)。

     二、劉璋治益州有成就 對于劉璋治益州,諸葛亮說:“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

    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緻弊,實由于此。

    ”[1](卷35《諸葛亮傳》注引《蜀記》)時人一般也認為:劉璋愚弱無威,“政令多阙”[1](卷31《劉二牧傳》)。

    因為益州在劉璋統治時期,劉璋專門信用東州人,不能團結益州土著。

    益州土著地主集團對劉璋始終沒有好感,劉璋也始終沒有能得到他們更多的支持。

    不但外來地主與土著地主之間的矛盾未能得到解決;就是劉璋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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