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的長江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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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敵軍的軍事打擊之下。
因此，地處長江防線西端的西陵就成了數千裡長江防線上的第一個軍事重鎮。
陸遜上疏孫權：“夷陵(即西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複易失。
失之非徒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三國志》卷五十八《陸遜傳》）。
其子陸抗亦認為：“西陵、建平(今重慶市巫山縣)，國之藩表，即處下流，受敵二境。
若敵泛舟順流，舳舻千裡，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
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三國志》卷五十八《陸抗傳》）。
鑒于西陵的重要地位，孫吳在此屯重兵，設都督統領，以名将鎮戊。
作為孫吳最早設置軍鎮督的濡須，是孫吳長江防線上另一個具有全局性意義的軍事重鎮。
任濡須督的除了蔣欽外，先後還有周泰、呂蒙、朱桓、駱統、張承、鐘離牧等重要将領。
濡須源出巢湖，向東南流經安徽省無為縣，東入長江，入口處即為濡須口。
“保江必争淮”，重兵駐守濡須，進可攻，退可守，進攻上可憑借孫吳精銳水師出巢湖，進擊合肥。
而合肥則是三國時魏吳必争之地：吳占合肥則可使中原震動；魏據合肥則吳之徐淮不得安甯。
因此吳魏兩國交戰，多集中于對合肥的争奪。
而濡須既是孫吳進攻合肥的主要信道，又是防禦魏軍南下的堡壘，若濡須失則曹魏可順江東下，朝發而夕至建業，誠為吳之亡國之險。
早在建安十七年(212年)，孫權即命呂蒙在此夾水築濡須塢。
黃龍二年(230年)孫權又在此築東興堤以遏巢湖水勢，在巢湖内多置船艦，後來此堤因失修而廢。
諸葛恪終于完成了這一防務建設：“恪以建興元年(252年)會衆于東興，更作大堤，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33《三國志》卷六十五《諸葛恪傳》）。
孫權統治東吳期内，曹魏三次大規模出兵濡須，但在孫吳重兵防守的情況下都無功而返。
建興元年，曹魏又大出兵圍孫吳新築之東興堤，結果被諸葛恪打得大敗。
孫權以建業為治所始于建安十六年(211年)，“(建安)十六年，權徙治秣陵。
明年，城石頭，改建業為秣陵”（《三國志》卷四十七《孫權傳》）。
而從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到黃龍元年(229年)的九年時間則治武昌。
從黃龍元年秋九月起，孫吳定都建業，孫皓曾短暫還都武昌。
究竟是定都武昌還是建業在孫吳集團内曆來難取得一緻，諸葛恪也曾有遷都武昌的打算（《三國志》卷四十八《孫亮傳》注引《吳錄》雲：“諸葛恪有遷都武昌意，西起武昌宮……”）。
，這實際上是由二者在長江防線上的不同地位與作用決定的。
建業處孫吳崛起之地，孫吳在此統治基礎牢固，江東豪族地主利益也集中于建業附近；且此處長江江面寬闊、浩渺，地處江南水鄉，河灣交叉，極利水師駐紮，“秣陵有小江百餘裡，即有警急，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三國志》卷五十三《張纮傳》注引《獻帝春秋》）。
但是建業卻處長江下遊，距上遊防線甚遠，“初權在武昌，欲還都建業，而慮水道逆流二千裡，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懷疑”（《三國志》卷五十一《孫奂傳》注引《江表傳》）。
武昌扼孫吳長江防線中端，上可援救西
因此，地處長江防線西端的西陵就成了數千裡長江防線上的第一個軍事重鎮。
陸遜上疏孫權：“夷陵(即西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複易失。
失之非徒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三國志》卷五十八《陸遜傳》）。
其子陸抗亦認為：“西陵、建平(今重慶市巫山縣)，國之藩表，即處下流，受敵二境。
若敵泛舟順流，舳舻千裡，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
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三國志》卷五十八《陸抗傳》）。
鑒于西陵的重要地位，孫吳在此屯重兵，設都督統領，以名将鎮戊。
作為孫吳最早設置軍鎮督的濡須，是孫吳長江防線上另一個具有全局性意義的軍事重鎮。
任濡須督的除了蔣欽外，先後還有周泰、呂蒙、朱桓、駱統、張承、鐘離牧等重要将領。
濡須源出巢湖，向東南流經安徽省無為縣，東入長江，入口處即為濡須口。
“保江必争淮”，重兵駐守濡須，進可攻，退可守，進攻上可憑借孫吳精銳水師出巢湖，進擊合肥。
而合肥則是三國時魏吳必争之地：吳占合肥則可使中原震動；魏據合肥則吳之徐淮不得安甯。
因此吳魏兩國交戰，多集中于對合肥的争奪。
而濡須既是孫吳進攻合肥的主要信道，又是防禦魏軍南下的堡壘，若濡須失則曹魏可順江東下，朝發而夕至建業，誠為吳之亡國之險。
早在建安十七年(212年)，孫權即命呂蒙在此夾水築濡須塢。
黃龍二年(230年)孫權又在此築東興堤以遏巢湖水勢，在巢湖内多置船艦，後來此堤因失修而廢。
諸葛恪終于完成了這一防務建設：“恪以建興元年(252年)會衆于東興，更作大堤，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33《三國志》卷六十五《諸葛恪傳》）。
孫權統治東吳期内，曹魏三次大規模出兵濡須，但在孫吳重兵防守的情況下都無功而返。
建興元年，曹魏又大出兵圍孫吳新築之東興堤，結果被諸葛恪打得大敗。
孫權以建業為治所始于建安十六年(211年)，“(建安)十六年，權徙治秣陵。
明年，城石頭，改建業為秣陵”（《三國志》卷四十七《孫權傳》）。
而從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到黃龍元年(229年)的九年時間則治武昌。
從黃龍元年秋九月起，孫吳定都建業，孫皓曾短暫還都武昌。
究竟是定都武昌還是建業在孫吳集團内曆來難取得一緻，諸葛恪也曾有遷都武昌的打算（《三國志》卷四十八《孫亮傳》注引《吳錄》雲：“諸葛恪有遷都武昌意，西起武昌宮……”）。
，這實際上是由二者在長江防線上的不同地位與作用決定的。
建業處孫吳崛起之地，孫吳在此統治基礎牢固，江東豪族地主利益也集中于建業附近；且此處長江江面寬闊、浩渺，地處江南水鄉，河灣交叉，極利水師駐紮，“秣陵有小江百餘裡，即有警急，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三國志》卷五十三《張纮傳》注引《獻帝春秋》）。
但是建業卻處長江下遊，距上遊防線甚遠，“初權在武昌，欲還都建業，而慮水道逆流二千裡，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懷疑”（《三國志》卷五十一《孫奂傳》注引《江表傳》）。
武昌扼孫吳長江防線中端，上可援救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