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的長江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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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田來加強統治，保持整條防線的穩定；同時還可為駐軍補充兵源，如永安六年(263年)，丞相濮陽興“建取屯田萬人為兵”（《三國志》卷四十八《孫休傳》）。
五、“長江之限不可久持” 孫吳的長江防線在實現其“限江自保”的國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黃武三年(224年)魏文帝率大軍至廣陵，望大江無功而返。
第二年曹丕又率軍征吳，同樣無功而返。
孫權統治期内，曹魏還多次對孫吳長江防線的各據點大舉進攻，但均未獲多大進展，不能逾長江一步，孫吳遂在一定時期内實現了“限江自保”。
鼎立三國中，獨孫吳國祚最久，其長江防線功不可滅。
但是需指出的是，孫吳長江防線之所以牢固，其中有兩方面因素。
一方面是“地利”，長江自古為南北天塹，難以逾越。
而另一個根本性的因素則是“人和”。
孫權統治時期君臣目标一緻，齊心協力，積極“限江自保”，以求“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對長江防線高度重視，孫權招賢納士，“任才尚計”（《三國志》卷四十七《孫權傳》），以至“人和”。
“地利”且“人和”，故曹魏雖國強兵多将廣，不能渡江，曹丕也隻有望江而歎：“嗟夫！固天所以阻南北也”（《三國志》卷四十七《孫權傳》）！同時還應看到，當時鼎立三國之中，吳蜀聯盟，而蜀漢先有諸葛亮六出祁山，後有姜維的九出祁山，使曹魏頻頻與蜀漢作戰，将軍事重心放到魏蜀戰争中去，減輕了孫吳長江防線的壓力。
但是，守險由人，“在德不在險”。
随着孫權及其得力臣僚的先後死去，孫吳漸失“人和”。
孫吳繼承人的變更、諸葛恪的被殺及孫峻、孫林的擅攻，又加之以孫皓的暴政，内耗不斷，統治集團内部的離心力加劇，公元270年夏口督孫秀、272年西陵督步闡、276年京下督孫楷先後叛逃。
屯田也遭到破壞，孫休時诏曰：“自頃年以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谷日少”（《三國志》卷六十五《諸葛恪傳》），屯田軍民經商風日甚。
這一切都使得孫吳長江防線漸廢。
長江防線各軍鎮督的世襲及孫吳的世襲領兵制度都使得士族勢力日增，與原有的江東土著豪族一起使孫吳走向消極的“限江自保”。
在吳國後期，統治集團“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三國志》卷四十八《孫休傳》），極少有人能認識到：“否泰無常，吉兇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三國志》卷六十五《賀邵傳》）。
及蜀于公元263年亡，魏軍(後為晉軍)随時都有可能順江東下，而消極、保守的孫吳士族集團“甯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堅決抵制遷都武昌，從而把全國的軍事重心移到長江防線的上遊以阻晉軍東下。
及陸抗亡，巴蜀水師已成氣候，晉軍于是兵分五路取吳。
其中進展最為順利的是王氵睿所率巴蜀水師，其沿江東下，使東吳長江防線如同虛設，“地利”的優勢也不複存在，故能勢如破竹，而最先到達建業，受孫皓之降。
孫吳終不能憑借其長江防線而“自保”，誠如陸機所議，此乃“用之者失也”（《三國志》卷四十八《孫皓傳》注引陸機《辨亡論》）。
五、“長江之限不可久持” 孫吳的長江防線在實現其“限江自保”的國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黃武三年(224年)魏文帝率大軍至廣陵，望大江無功而返。
第二年曹丕又率軍征吳，同樣無功而返。
孫權統治期内，曹魏還多次對孫吳長江防線的各據點大舉進攻，但均未獲多大進展，不能逾長江一步，孫吳遂在一定時期内實現了“限江自保”。
鼎立三國中，獨孫吳國祚最久，其長江防線功不可滅。
但是需指出的是，孫吳長江防線之所以牢固，其中有兩方面因素。
一方面是“地利”，長江自古為南北天塹，難以逾越。
而另一個根本性的因素則是“人和”。
孫權統治時期君臣目标一緻，齊心協力，積極“限江自保”，以求“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對長江防線高度重視，孫權招賢納士，“任才尚計”（《三國志》卷四十七《孫權傳》），以至“人和”。
“地利”且“人和”，故曹魏雖國強兵多将廣，不能渡江，曹丕也隻有望江而歎：“嗟夫！固天所以阻南北也”（《三國志》卷四十七《孫權傳》）！同時還應看到，當時鼎立三國之中，吳蜀聯盟，而蜀漢先有諸葛亮六出祁山，後有姜維的九出祁山，使曹魏頻頻與蜀漢作戰，将軍事重心放到魏蜀戰争中去，減輕了孫吳長江防線的壓力。
但是，守險由人，“在德不在險”。
随着孫權及其得力臣僚的先後死去，孫吳漸失“人和”。
孫吳繼承人的變更、諸葛恪的被殺及孫峻、孫林的擅攻，又加之以孫皓的暴政，内耗不斷，統治集團内部的離心力加劇，公元270年夏口督孫秀、272年西陵督步闡、276年京下督孫楷先後叛逃。
屯田也遭到破壞，孫休時诏曰：“自頃年以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谷日少”（《三國志》卷六十五《諸葛恪傳》），屯田軍民經商風日甚。
這一切都使得孫吳長江防線漸廢。
長江防線各軍鎮督的世襲及孫吳的世襲領兵制度都使得士族勢力日增，與原有的江東土著豪族一起使孫吳走向消極的“限江自保”。
在吳國後期，統治集團“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三國志》卷四十八《孫休傳》），極少有人能認識到：“否泰無常，吉兇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三國志》卷六十五《賀邵傳》）。
及蜀于公元263年亡，魏軍(後為晉軍)随時都有可能順江東下，而消極、保守的孫吳士族集團“甯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堅決抵制遷都武昌，從而把全國的軍事重心移到長江防線的上遊以阻晉軍東下。
及陸抗亡，巴蜀水師已成氣候，晉軍于是兵分五路取吳。
其中進展最為順利的是王氵睿所率巴蜀水師，其沿江東下，使東吳長江防線如同虛設，“地利”的優勢也不複存在，故能勢如破竹，而最先到達建業，受孫皓之降。
孫吳終不能憑借其長江防線而“自保”，誠如陸機所議，此乃“用之者失也”（《三國志》卷四十八《孫皓傳》注引陸機《辨亡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