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裴注研究 胡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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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前引錢大昭也說“注經以明理為宗。
理寓于訓诂，訓诂明而理自見。
”這些認識其實都是古文經學的觀點。
按漢代今文家的理解，義理應是在闡釋經書的章句之中。
西漢中期以後，今文經學的章句日益繁瑣，衆多古文經學家都對此給予了猛烈的抨擊。
經學的删減運動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
[20] 比兩漢之際發端的經學删減運動稍後，史學領域中也出現了删減之風。
《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史類：“《史要》十卷。
”注：“漢代桂陽太守衛飒撰。
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衛飒，東漢初年光武時人，《後漢書》有傳。
衛飒以後，又有楊終删書。
《後漢書》卷48《楊終傳》：“後受诏删《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
”同卷《應奉傳》注引袁山松書曰：“奉又删《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
”《後漢書》卷26《伏湛傳附伏無忌傳》：“元嘉中，桓帝複诏無忌與黃景、崔實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删着事要，号曰《伏侯注》”本傳注：“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質帝，為八卷，見行于今。
”删書最著名者當屬漢末荀悅對《漢書》的删減。
《後漢書》卷62《荀悅傳》：“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诏尚書給筆劄。
”論及《漢紀》，自劉知幾開始，都比較關注其編年體體裁的問題，而對于其意在删減的編纂目的則多有忽略。
荀悅以後，三國時，吳太子太傅張溫撰有《三史略》，也屬删減之作。
《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史類說：“自後漢已來，學者多鈔撮舊史，自為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
”将這些散在各處的零星記載集中在一起，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東漢以來确實出現了一種删簡史書的風氣。
蒙文通先生曾說：“言史貴約，實晉人之創論。
”[21]聯系上文，這個觀點顯然是不能成立的。
不過到晉代，這樣的例子的确更多了。
晉祠部郎王蔑撰《史漢要集》二卷，“抄《史記》，入《春秋》者不錄。
”，晉散騎常侍葛洪撰《漢書鈔》三十卷。
[22]除此之外，當時史家的删減工作更多體現在對東漢曆史的撰寫上。
《文心雕龍·史傳篇》雲：“後漢紀傳，發源東觀。
”這是說記述東漢曆史最早的書是東漢官修的《東觀漢記》。
據《隋志·經籍志》着錄，《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記注至靈帝，長水校尉劉珍等撰。
”魏晉以後的多種《後漢書》都是在此基礎上改編而成的。
《史傳篇》又雲：“然紀傳為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
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迄易疏，斯固總會之為難也。
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于複重，偏舉則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
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傅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
”這裡是在讨論紀傳體的缺陷，文末提到了傅玄的意見。
傅玄，魏時“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又“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傅子》。
”[23]“譏後漢之尤煩”，大概就出自該書。
“後漢”是指《東觀漢記》。
魏晉時期認為《東觀漢記》煩雜的不止傅玄一人。
據《晉書》卷82《司馬彪傳》載，西晉司馬彪撰寫《續漢書》的理由是：“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谯周雖已删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
”《東觀漢記》屬未完成之作，所以“亡缺者多”，後來修史者自然要補其所缺。
這是不奇怪的。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司馬彪嫌其已完成的部分“記述煩雜”。
按他說，此前谯周雖然已經删除了一些，但仍不能令人滿意，所以有必要重寫。
他的《續漢書》“起于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
”按《隋志》着錄稍有不同，易“篇”稱“卷”，為八十三卷。
古人多以一篇為一卷，兩書所記出入不大。
[24]八十三卷的篇幅包括了紀、志傳，較之未完成的一百四十三卷的《東觀漢記》确實删減不少。
與司馬彪同屬西晉的華峤撰寫《漢後書》，也是意在删減。
《晉書》卷44《華峤傳》：“初，峤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
會為台郎，典官制事，由是得遍觀秘籍，遂就其緒。
起于光武，終于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為帝紀十二卷、皇後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
”較之東觀書，删減也不少。
東晉袁宏着有《後漢紀》。
他在自序中談及寫作動機說：“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為《後漢紀》。
”與袁宏同出一族的袁山松曾撰寫《後漢書》，他總結寫作體會說：“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
”[25]五難之中，“煩而不整”居于首位。
着後漢史者追求簡略如此，而着晉史者也是如此。
“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
”[26]幹寶《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鹹稱良史。
”[27] 崇尚簡約不僅影響着史家修史，而且也影響到兩晉的史學批評。
《晉書》卷60《張輔傳》：“又論班固、司馬遷雲：‘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
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戒，人道之常。
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
……”張輔根據《史》《漢》字數多寡來評價班馬，因為“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所以認為《史記》優于《漢書》。
有趣的是，出自同樣的理由，幹寶則對《史記》多有不滿，《史通·二體篇》：“晉世幹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
其義雲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事，靡有遺也。
”同書《煩省篇》：“及幹令升史議，曆诋諸家而獨歸美《左傳》。
雲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
斯蓋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
” 綜上所述，東漢以來，先有經學的簡化，後有史學的簡化。
經學是漢代學術的重心所在，而史學當時隻是經學的附庸。
因此，史學的簡化當是受到經學簡化的影響所緻。
在衆多史學家竭力追求簡化的學術風氣下，我們自然可以理解《三國志》為什麼寫得如此簡略。
同樣地，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麼《三國志》在西晉問世後，并沒有因其簡略而受到批評，反而是受到了普遍的歡迎。
南朝裴松之批評《三國志》“失在于略”。
對比上述漢晉史家觀念，他的意見十分醒目。
在裴松之以後，采用這種方式注釋史書的還有若幹家。
《梁書》卷41《王規傳》：“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
”《梁書》卷49《劉昭傳》：“初，昭伯父肜集衆家《晉書》注幹寶《晉紀》為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範晔書，世稱博悉。
”據沉家本統計，劉昭引書“凡經部六十六家，史部一百十二家，子部四十二家，集部廿二家，共二百四十二家。
”[28]此外，劉孝标的《世說新語》注也屬此類，劉注“所引經史雜着四百餘種，詩賦雜文七十餘種。
”[29]受南朝學風影響，北魏“（宋）顯從祖弟繪……依準裴松之注《國志》體，注王隐及《中興書》。
”[30]這些新式批注方法的共同特征都是不求簡約、不避繁瑣，以追求曆史事實的盡可能豐富為目的，這與側重名物訓诂的經學式的注釋方法判然有别，标志着史學史上一個重大的變化已經發生：經學的影響正在衰退。
同樣的變化在史書的修撰中也發生了。
《宋書》卷69《範晔傳》：“範晔左遷宣城太守。
不得志，乃删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
”與《東觀漢記》相比，範晔在《後漢書》中的确有所删減，但是如果對照一下《後漢書》與《三國志》，就不難看出範晔其實也增加了不少材料。
《三國志》卷6《袁紹傳》：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
高祖父安，為漢司徒。
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
紹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焉。
以大将軍掾為侍禦史，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
《後漢書》卷74上《袁紹傳》：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
父成，五官中郎将，壯健好交結，大将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
紹少為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
三年禮畢，追感幼孤，又行父服。
服阕，徙居洛陽。
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
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争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辎?柴毂，填接街陌。
内官皆惡之。
中常侍趙忠言于内省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
”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
兩傳比較，《後漢書》的内容顯然比《三國志》的内容要豐富得多。
《後漢書》增加的部分可以從《三國志·袁紹傳》裴注所引《英雄記》中找到來源。
《英雄記》載： 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将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
故京師為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
” 《英雄記》又載： 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
幼使為郎，弱冠除濮陽
理寓于訓诂，訓诂明而理自見。
”這些認識其實都是古文經學的觀點。
按漢代今文家的理解，義理應是在闡釋經書的章句之中。
西漢中期以後，今文經學的章句日益繁瑣，衆多古文經學家都對此給予了猛烈的抨擊。
經學的删減運動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
[20] 比兩漢之際發端的經學删減運動稍後，史學領域中也出現了删減之風。
《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史類：“《史要》十卷。
”注：“漢代桂陽太守衛飒撰。
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衛飒，東漢初年光武時人，《後漢書》有傳。
衛飒以後，又有楊終删書。
《後漢書》卷48《楊終傳》：“後受诏删《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
”同卷《應奉傳》注引袁山松書曰：“奉又删《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
”《後漢書》卷26《伏湛傳附伏無忌傳》：“元嘉中，桓帝複诏無忌與黃景、崔實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删着事要，号曰《伏侯注》”本傳注：“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質帝，為八卷，見行于今。
”删書最著名者當屬漢末荀悅對《漢書》的删減。
《後漢書》卷62《荀悅傳》：“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诏尚書給筆劄。
”論及《漢紀》，自劉知幾開始，都比較關注其編年體體裁的問題，而對于其意在删減的編纂目的則多有忽略。
荀悅以後，三國時，吳太子太傅張溫撰有《三史略》，也屬删減之作。
《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史類說：“自後漢已來，學者多鈔撮舊史，自為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
”将這些散在各處的零星記載集中在一起，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東漢以來确實出現了一種删簡史書的風氣。
蒙文通先生曾說：“言史貴約，實晉人之創論。
”[21]聯系上文，這個觀點顯然是不能成立的。
不過到晉代，這樣的例子的确更多了。
晉祠部郎王蔑撰《史漢要集》二卷，“抄《史記》，入《春秋》者不錄。
”，晉散騎常侍葛洪撰《漢書鈔》三十卷。
[22]除此之外，當時史家的删減工作更多體現在對東漢曆史的撰寫上。
《文心雕龍·史傳篇》雲：“後漢紀傳，發源東觀。
”這是說記述東漢曆史最早的書是東漢官修的《東觀漢記》。
據《隋志·經籍志》着錄，《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記注至靈帝，長水校尉劉珍等撰。
”魏晉以後的多種《後漢書》都是在此基礎上改編而成的。
《史傳篇》又雲：“然紀傳為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
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迄易疏，斯固總會之為難也。
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于複重，偏舉則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
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傅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
”這裡是在讨論紀傳體的缺陷，文末提到了傅玄的意見。
傅玄，魏時“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又“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傅子》。
”[23]“譏後漢之尤煩”，大概就出自該書。
“後漢”是指《東觀漢記》。
魏晉時期認為《東觀漢記》煩雜的不止傅玄一人。
據《晉書》卷82《司馬彪傳》載，西晉司馬彪撰寫《續漢書》的理由是：“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谯周雖已删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
”《東觀漢記》屬未完成之作，所以“亡缺者多”，後來修史者自然要補其所缺。
這是不奇怪的。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司馬彪嫌其已完成的部分“記述煩雜”。
按他說，此前谯周雖然已經删除了一些，但仍不能令人滿意，所以有必要重寫。
他的《續漢書》“起于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
”按《隋志》着錄稍有不同，易“篇”稱“卷”，為八十三卷。
古人多以一篇為一卷，兩書所記出入不大。
[24]八十三卷的篇幅包括了紀、志傳，較之未完成的一百四十三卷的《東觀漢記》确實删減不少。
與司馬彪同屬西晉的華峤撰寫《漢後書》，也是意在删減。
《晉書》卷44《華峤傳》：“初，峤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
會為台郎，典官制事，由是得遍觀秘籍，遂就其緒。
起于光武，終于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為帝紀十二卷、皇後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
”較之東觀書，删減也不少。
東晉袁宏着有《後漢紀》。
他在自序中談及寫作動機說：“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為《後漢紀》。
”與袁宏同出一族的袁山松曾撰寫《後漢書》，他總結寫作體會說：“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
”[25]五難之中，“煩而不整”居于首位。
着後漢史者追求簡略如此，而着晉史者也是如此。
“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
”[26]幹寶《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鹹稱良史。
”[27] 崇尚簡約不僅影響着史家修史，而且也影響到兩晉的史學批評。
《晉書》卷60《張輔傳》：“又論班固、司馬遷雲：‘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
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戒，人道之常。
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
……”張輔根據《史》《漢》字數多寡來評價班馬，因為“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所以認為《史記》優于《漢書》。
有趣的是，出自同樣的理由，幹寶則對《史記》多有不滿，《史通·二體篇》：“晉世幹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
其義雲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事，靡有遺也。
”同書《煩省篇》：“及幹令升史議，曆诋諸家而獨歸美《左傳》。
雲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
斯蓋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
” 綜上所述，東漢以來，先有經學的簡化，後有史學的簡化。
經學是漢代學術的重心所在，而史學當時隻是經學的附庸。
因此，史學的簡化當是受到經學簡化的影響所緻。
在衆多史學家竭力追求簡化的學術風氣下，我們自然可以理解《三國志》為什麼寫得如此簡略。
同樣地，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麼《三國志》在西晉問世後，并沒有因其簡略而受到批評，反而是受到了普遍的歡迎。
南朝裴松之批評《三國志》“失在于略”。
對比上述漢晉史家觀念，他的意見十分醒目。
在裴松之以後，采用這種方式注釋史書的還有若幹家。
《梁書》卷41《王規傳》：“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
”《梁書》卷49《劉昭傳》：“初，昭伯父肜集衆家《晉書》注幹寶《晉紀》為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範晔書，世稱博悉。
”據沉家本統計，劉昭引書“凡經部六十六家，史部一百十二家，子部四十二家，集部廿二家，共二百四十二家。
”[28]此外，劉孝标的《世說新語》注也屬此類，劉注“所引經史雜着四百餘種，詩賦雜文七十餘種。
”[29]受南朝學風影響，北魏“（宋）顯從祖弟繪……依準裴松之注《國志》體，注王隐及《中興書》。
”[30]這些新式批注方法的共同特征都是不求簡約、不避繁瑣，以追求曆史事實的盡可能豐富為目的，這與側重名物訓诂的經學式的注釋方法判然有别，标志着史學史上一個重大的變化已經發生：經學的影響正在衰退。
同樣的變化在史書的修撰中也發生了。
《宋書》卷69《範晔傳》：“範晔左遷宣城太守。
不得志，乃删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
”與《東觀漢記》相比，範晔在《後漢書》中的确有所删減，但是如果對照一下《後漢書》與《三國志》，就不難看出範晔其實也增加了不少材料。
《三國志》卷6《袁紹傳》：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
高祖父安，為漢司徒。
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
紹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焉。
以大将軍掾為侍禦史，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
《後漢書》卷74上《袁紹傳》：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
父成，五官中郎将，壯健好交結，大将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
紹少為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
三年禮畢，追感幼孤，又行父服。
服阕，徙居洛陽。
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
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争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辎?柴毂，填接街陌。
内官皆惡之。
中常侍趙忠言于内省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
”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
兩傳比較，《後漢書》的内容顯然比《三國志》的内容要豐富得多。
《後漢書》增加的部分可以從《三國志·袁紹傳》裴注所引《英雄記》中找到來源。
《英雄記》載： 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将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
故京師為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
” 《英雄記》又載： 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
幼使為郎，弱冠除濮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