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課題：關于《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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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中是否元代理學家趙寶峰的門人羅本、羅貫中與張士誠的關系、羅貫中與施耐庵的關系等問題作了積極的探考，但因資料不足，見解歧異，尚難遽爾斷定《演義》成書的确切年代。
第二，确認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
上述諸說，大部分把嘉靖元年（1522）本《三國志通俗演義》視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徑直把它當作原本，在此基礎上立論。
然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個加工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諸本《三國志傳》才更接近羅貫中原作的面貌。
這樣，以往論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個相當大的折扣。
第三，對作品（包括注文）進行全面而細緻的研究。
有的學者通過對書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來考證《演義》的成書年代，這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嘗試。
但是，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必須證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則，其價值就要大打折扣（按：上文引述的陳鐵民觀點已經指出：這些注釋不大可能為羅貫中自作，而是《演義》的抄閱者和刊刻者零星寫下，逐步積累起來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
王長友在《武漢師院學報》１９８３年第２期發表《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小字注是作者手筆嗎？》一文，認為嘉靖元年本的小字注并非作者本人手筆，“作注時該書已流傳較久并得到推崇”，“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時代的人。
”）；其二，對小字注的考察，應當與對作品各個方面的研究結合起來，才能獲得可靠的結論，而以前對此所作的努力還很不夠。
結合以上各種因素，目前比較穩妥的說法仍然是：《演義》成書于元末明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校理本三國演義〉前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１版；亦收入《〈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論文集，巴蜀書社1991年9月第1版）。
三 今天，在世紀交替之際，回顧有關《三國演義》成書年代問題的研究發展曆程，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三點看法： 第一，對《三國演義》成書年代的研究，決非可有可無，而是一項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基礎研究工作。
長期以來，各種文學史、小說史著作雖然沿用了“成書于元末明初”的說法，但大都在明代部分設置《三國演義》專章，實際上把《三國演義》視為明代作品。
如果能證明它成書于元末（或元代中後期），那就必須把它列入元代文學史的範疇，那麼，以往對《三國演義》的各種分析，都應當重新加以審視，許多方面的認識不得不作出修改。
這難道不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嗎？歐美學者研究莎士比亞生平、著作已經三百多年，成果車載鬥量，研究的程度已經非常精細，而新的成果仍層出不窮；像《三國演義》這樣對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産生過深遠影響的偉大作品，我們中國學者難道應該永遠搞不清楚它的具體成書年代嗎？當然，對于這樣一個專門化的問題，一般從事思想内涵、藝術成就研究的學者可以不去深究，盡可依據通行的文本進行探讨；但是，對于一門系統的學問而言，這個問題卻是遲早都要解決，不能永遠模糊下去。
因此，少數有志者對這個枯燥而艱難的課題上下求索，辛勤探尋，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值得尊重的，應當予以鼓勵和支持。
第二，數十年來，特别是八十年代以來，對《三國演義》成書年代的研究，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
上面談到的五種觀點，除了“成書于宋代乃至以前”說顯然難以成立之外，其餘四說，各有所據，各有一批贊同者。
盡管目前還沒有哪一說得到絕大多數學者的公認，暫時還是諸說并存；但比之過去，人們的認識已經大大深化，盲目性已經大大減少
第二，确認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
上述諸說，大部分把嘉靖元年（1522）本《三國志通俗演義》視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徑直把它當作原本，在此基礎上立論。
然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個加工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諸本《三國志傳》才更接近羅貫中原作的面貌。
這樣，以往論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個相當大的折扣。
第三，對作品（包括注文）進行全面而細緻的研究。
有的學者通過對書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來考證《演義》的成書年代，這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嘗試。
但是，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必須證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則，其價值就要大打折扣（按：上文引述的陳鐵民觀點已經指出：這些注釋不大可能為羅貫中自作，而是《演義》的抄閱者和刊刻者零星寫下，逐步積累起來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
王長友在《武漢師院學報》１９８３年第２期發表《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小字注是作者手筆嗎？》一文，認為嘉靖元年本的小字注并非作者本人手筆，“作注時該書已流傳較久并得到推崇”，“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時代的人。
”）；其二，對小字注的考察，應當與對作品各個方面的研究結合起來，才能獲得可靠的結論，而以前對此所作的努力還很不夠。
結合以上各種因素，目前比較穩妥的說法仍然是：《演義》成書于元末明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校理本三國演義〉前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１版；亦收入《〈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論文集，巴蜀書社1991年9月第1版）。
三 今天，在世紀交替之際，回顧有關《三國演義》成書年代問題的研究發展曆程，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三點看法： 第一，對《三國演義》成書年代的研究，決非可有可無，而是一項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基礎研究工作。
長期以來，各種文學史、小說史著作雖然沿用了“成書于元末明初”的說法，但大都在明代部分設置《三國演義》專章，實際上把《三國演義》視為明代作品。
如果能證明它成書于元末（或元代中後期），那就必須把它列入元代文學史的範疇，那麼，以往對《三國演義》的各種分析，都應當重新加以審視，許多方面的認識不得不作出修改。
這難道不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嗎？歐美學者研究莎士比亞生平、著作已經三百多年，成果車載鬥量，研究的程度已經非常精細，而新的成果仍層出不窮；像《三國演義》這樣對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産生過深遠影響的偉大作品，我們中國學者難道應該永遠搞不清楚它的具體成書年代嗎？當然，對于這樣一個專門化的問題，一般從事思想内涵、藝術成就研究的學者可以不去深究，盡可依據通行的文本進行探讨；但是，對于一門系統的學問而言，這個問題卻是遲早都要解決，不能永遠模糊下去。
因此，少數有志者對這個枯燥而艱難的課題上下求索，辛勤探尋，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值得尊重的，應當予以鼓勵和支持。
第二，數十年來，特别是八十年代以來，對《三國演義》成書年代的研究，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
上面談到的五種觀點，除了“成書于宋代乃至以前”說顯然難以成立之外，其餘四說，各有所據，各有一批贊同者。
盡管目前還沒有哪一說得到絕大多數學者的公認，暫時還是諸說并存；但比之過去，人們的認識已經大大深化，盲目性已經大大減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