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明五次北伐成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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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明向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中華民族代表形象著稱,觀少陵、香山、放翁等墜淚之詩,可明矣。

    後世亦有本朝總理秉承此旨,為萬民謀福,十裡長街紛飛之淚水,刻劃偉人遠去之背影。

    然近年孔明形象在網絡上屢遭誣蔑、貶損,一時衆口铄金,積毀銷骨,孔明竟代之以禍國殃民、不自量力、排斥異己、弄權小人等形象,頗有黑雲壓城、颠倒乾坤、不打倒孔明誓不罷休之勢。

    語雖出自網絡,并無權威史學家認同,然慮及網絡受衆面極廣之特性,遺害匪淺。

    雖有慷慨之士為武侯直言,然多被扣上讀死書、不動腦筋、迷亮、追星族的雅号,令君子不忍卒言。

     考網絡潑孔明髒水者,因讀史囫囵吞棗,不知讀史需綜合史料全面分析,覓得一鱗半爪,便若發現新大陸一般,動辄來論壇“告知曆史真相,其實孔明不咋的”;三因出名之實際需要,沒有比打倒一位早為中華之偶像、卻已無法替自己辯護之偉人,更有此奇效者(若讓其打倒某現實名人,一來無此本事,二來也沒這個膽子,是為一笑)——凡上種種。

    觀其手段,或斷章取義、或無中生有、或撒潑耍癡、或視而不見、或人身攻擊、或以主觀想象代入曆史,不一而足。

     在下不才,三尺微命、一介京城落魄書生,無才無德,唯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爾。

    但見中華傳統文化形象被群小一一肆言誣蔑、群起毀傷,唯覺心膽俱裂,誓言扶之。

    在下位微言輕,為孔明辨言,上不達于天聽,下不見聞黎庶,唯願與知音者共鳴爾。

     沒有文化傳統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有悠久的文化傳統而不知珍惜的民族,是天生的奴隸之邦——是為題記。

     一策一表一盡瘁,千古一相一卧龍——為孔明辯誣(上)孔明五次北伐成敗分析 孔明被人所謗,不外其用兵、用人、與劉氏父子二人之關系三事。

     孔明用兵能力,世人多引陳壽《三國志.諸葛亮傳》評語:“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将略,非其所長欤!”,結果就此得出孔明用兵不行的結論,加上多有論孔明北伐無尺寸之功、戰略失敗者,二者觀點結合,看起來甚是相得益彰。

     且不說陳壽《諸葛亮傳》前面把孔明寫的近乎完美,怎麼也得給他加點缺點——否則陳壽作為晉臣,如此美化敵國丞相,自個吃飯的家夥可就有點小小危險了——就算陳壽寫了這些,也得結合前面的評價“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将略”共同考量,綜合觀之,頗與東坡“書不如畫、畫不如文、文不如詩、詩不如詞”之評類似,即孔明最為擅長理政,其治國能力在泱泱中華曆史上可排名前十位,殊無異議——即使是極端反亮者,也很難就這點指摘什麼,然而孔明治政優于用兵,并不等于孔明不會用兵,或者用兵能力低下。

    孔明軍事家這頂帽子,以在下之見,還是可以戴的牢牢的。

     下面就孔明蜀漢建興六年——十二年(公元228年——234年)對魏國五次北伐的成敗進行分析,兼論孔明的用兵能力。

     一、北伐前的戰略準備 蜀漢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蜀漢昭烈帝劉備伐吳大敗,病逝于永安白帝城,逝前将後主劉禅托孤孔明,并命後主事亮如父,可謂信任備至[1]。

    後主即位,孔明封侯開府,又領益州牧。

    由于孔明此前已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更領司隸校尉——掌握蜀漢軍政大權,又稽查京畿百官。

    故孔明此時大權在握,政事無巨細,鹹決于孔明。

     孔明荷托孤之重,内修政理,治理因昭烈大敗而至疲敝的蜀漢;外結東吳,修補因東吳偷襲荊州和昭烈伐吳而破裂的兩國關系,以免蜀漢兩面受敵。

     孔明又于建興三年(公元225年)平定南中叛亂,耗時約半年,春出秋平,再一次展現了自己的軍事才能[2]。

    此次平亂,孔明采用馬谡“攻心為上”的建議[3],七擒七縱孟獲[4],收服南中人心,使後來南方再未發生大規模的全局叛亂,經過諸葛亮時期李恢、馬忠等及其後張嶷的治理,南中漸漸穩定,鞏固了後方。

    或言”七擒孟獲“不足以信,然考孟獲一生,并非等閑之輩,其為夷、漢所服,兼并叛軍餘部,退卻至南中南部,由于孟獲熟悉當地地理,又得民心,回旋餘地應當較大,隻有在久戰失利、日暮途窮、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真心實意的投降。

    故無論”七擒孟獲“一事真僞與否,其實質卻始終無二,即孔明征服南中人心的結果[一]。

     南中煙瘴之地,向來難治,西漢王莽遣甯始将軍廉丹,發兵十餘萬擊之,然而将士運糧困難兼疫病,連年不能克而還。

    而且偏遠之地,不習王化,民風彪悍,好勇鬥狠,因此南中少數民族文化雖不發達,戰鬥力卻極強——說白了,人家少數民族文化确實低點,可是身上兩膀子肌肉和IQ卻一點不差。

    世界曆史上冷兵器時代野蠻戰勝文明之戰例,數不勝數,羅馬帝國亡于蠻族入侵,我國曆史上五胡亂華、富庶的北宋屢屢受制于遼、金,便是明證。

    後來孔明平定南中後,選南中勁卒組成戰鬥力驚人的“無當飛軍”,又是明證[5]——第四次北伐時,王平守南圍,所率領的就是這支“無當飛軍”,魏國大将張颌率兵來攻,然王平所部戰鬥英勇,視死如歸,張颌終無功而返——南中少數民族部隊的戰鬥力由此可見一斑。

    另外,再考慮到南方特有的複雜熱帶叢林地形、瘴氣等影響,孔明能在短短時間内(五月渡泸,其秋皆平)令南中歸心,實屬名将之軌,隻此一事,功績便可比東漢名将伏波馬援[二],軍事家的帽子,想來是無法摘掉了。

     網上多有軍事白飯大言南中文化不行,言下之意,南中将兵不會用計使詐(這好像跟文化沒啥關系,倒是跟IQ有關),平定南中,小case,派一偏将足矣——此等謬論在下驚為天人之際,始知無知者無畏,古人誠不餘欺也。

     二、孔明所采取的北伐戰略考量 經過數年治理,蜀漢逐漸恢複元氣[6]。

    蜀漢建興五年,魏黃初七年(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去世,年輕的明帝曹睿繼位。

    孔明認為北伐魏國,興複漢室的機會來到了,遂向後主上書千古傳頌的出師表,決心出師北伐。

    在敵強我弱的局面下,孔明居然采取主動進攻的态勢,乍想确實頗費思量,難免給人孔明不自量力、未能審明天下大勢之感。

    然對當時三國鼎立的局面詳加考察,便不難理解。

    首先,蜀漢以克定中原、興複漢室為旗幟,必須在軍事行動上有所交待,若仿東吳偏安一隅,則名實皆失。

    加之吳蜀聯盟基礎非常脆弱,若非雙方共同面臨魏國的軍事威脅,早就掐的不可開交,隻有通過北伐魏國,蜀漢才能将聯盟脆弱的紐帶系的更加牢固。

    其次,蜀漢僅一州之地,魏卻獨占九州[7],加上當時中原又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倘若兩國相安無事,和平發展,差距隻會越來越大,對蜀漢而言,隻剩坐以待斃一條路——後世蜀地割據政權所作所為,便是榜樣。

    天幸中原曆經多年戰亂,此時在魏國統治下的休養生息剛剛開始,若将戰場開到魏國境内,通過戰争強制打亂魏國休養生息的步伐,令其疲于奔命,無法放手發展經濟,如此可以避免兩國差距的進一步拉大,蜀漢亦可尋覓時機,徐圖進取。

     孔明雖決意實現先帝遺願,以蜀漢一州之地對抗魏國九州,然而在衆寡懸殊的局面下,應當如何選擇作戰方略?從孔明後來的軍事行動綜合分析,孔明采取了出兵魏國防守相對薄弱之邊地,蠶食雍涼,奪取與魏國分庭抗禮之基,徐圖關中及中原的戰略。

     當時蜀漢北部邊境面臨的形勢是:北伐以漢中為根據地,可以從漢中翻越秦嶺,北進關中,也可以西出隴右,蠶食雍涼。

    前路共有四條通道,從東向西為子午道、傥駱道、褒斜道、陳倉道。

    子午道是從漢中向東到洋縣,沿漢水向東再折向北,過甯陝縣,經子午鎮到長安,古人以北為子,以南為午,故稱子午道,此亦劉邦當年入蜀之通道。

    傥駱道也是從漢中向東,經成固到洋縣,沿傥水經駱谷關,再沿駱河到陝西周至,因其沿傥水、駱河而行,故得名傥駱道,其開辟時間較晚,路途艱險,曆史上使用極少。

    褒斜道是沿褒水和斜水(今石頭河)開辟的翻越秦嶺的著名通道,南起漢中城北的褒谷口,北到郿縣的斜谷口,褒斜道南連入蜀的金牛道,是川陝之間的主要通道。

    陳倉道是漢中向西再向北,迂回經勉縣、略陽、青泥嶺、鳳縣、古散關,至陳倉(今陝西寶雞),此道北沿塔河,南連嘉陵江,道路平緩,然迂回費時[]。

    (整理自中國國家地理) 換言之,蜀漢進兵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出兵關中,直指長安,切斷關中與隴右的聯系,關門打狗,平定隴右,進而吞并雍涼,以為讨賊抗敵之基,此策若成,蜀漢可坐擁西南、西北半壁江山,實力大大加強,隐隐有當年漢高祖劉邦平定關中、以窺天下之勢。

    且雍涼多産良馬,可組織一支精銳騎兵,将來與魏軍在平原的對決,又多勝算。

    缺點在于關中乃魏之戰略要地,長安重鎮若失,必天下震動,若魏軍集中優勢兵力與蜀漢戰略決戰,以蜀漢當時的實力,是絕對招架不起的。

     蜀漢北伐時,魏軍兵力有多少,一直缺乏相關史料(竊以為是陳壽不敢直言蜀漢以弱克強、故為魏軍諱故),不過晉書記載司馬昭東讨諸葛誕叛亂時給魏帝的上表中提到“今諸軍可五十萬”之語[8],雖然那時魏帝已經淪為傀儡,不過還不至于白癡到自己國家有多少兵力都不清楚,司馬昭在自己傀儡面前虛構兵力,似乎也沒那個必要。

    加上此時其他全國各地守軍、諸葛誕叛亂軍隊,總兵力大概估算有六十萬——七十萬左右[三]。

    由于魏國政權從誕生的那一天起便有蜀漢、東吳兩大勁敵虎視眈眈,保留一支強大的軍隊理所當然,以此推論,孔明北伐時魏軍的總數量大緻與此相差不遠,甚至更多也有可能,因為孔明殁後直到姜維大舉北伐前,魏國西線軍事壓力大減,有可能精簡西線兵力以集中對付東南東吳的威脅。

     上面的數字在三國志裴注中也有例證,在孔明四次北伐時,曾提及司馬有“雍、涼勁卒三十餘萬”[9]觀蜀漢軍隊數量,考察相關史料[10],基本保持在十萬左右,四、五次北伐時,應當接近十萬這個數字,前三次則相對較少。

    故可得出孔明北伐時魏蜀兵力比約為6:1,在下認為這個數字還是比較客觀的。

     若蜀漢直取長安,魏國為保戰略要地,會調集多大規模的兵力反撲,可想而知。

    孔明第一次北伐,單是張郃攻打街亭的部隊就高達五萬人[11],魏明帝親往長安督戰,加上曹真在郿的大軍,聞之令人膽寒。

    然而那時孔明攻打的不過隴右、祁山而已,若孔明旌麾指向長安,可以想象魏國會有多大的軍事反應。

    此時蜀軍已離開漢中,失去了巍巍秦嶺的天然防守優勢,将被迫與魏國在其擅長的平原地形上展開戰略決戰,難度可想而知。

     以孔明一生謹慎的性格,兵指長安過于冒險,頗有“不成功、便成仁”的味道,且成功幾率實在不高,孔明既負托孤之重,豈能如此莽撞行事?——不是孔明不想賭一把,而是根本就賭不起。

    因此,北伐的第二種選擇,即蠶食雍涼、奪取與魏國分庭抗禮之基,徐圖關中及中原,也就順理成章了。

    此策略見效雖緩,然勝在步步為營,徐圖進取,頗有逐漸反客為主、量變到質變之妙。

     這一策略與我朝立國倒頗為相似,太祖武皇帝當年的戰略主張,即著名的“農村包圍城市”,就是先從國民黨政府難以涉足的農村和山區下手開展工作。

    抗戰時期亦是如此,運動戰的思想和敵後根據地的建立,都是避開敵人主力,在敵人力所不及的地方發展力量。

    若是不顧客觀情況,一味把老毛子的理論當教條,張口就是洋大人語錄,一個勁往大城市鑽,跟優勢敵人硬碰硬,結果如何?王明、李德、博古同志早就給出了慘痛答案。

    即使到解放戰争時期,我軍羽翼已豐,可與國軍進行正面殲滅戰,三大戰役還不是先從國軍防守最為薄弱的東北開打,而非直奔平津而去。

    結果雖曆長達二十八年,其間更是屢遇艱難險阻,然我朝終開共和基業——奪取天下的時間确實長了點,不過非太祖之策,并無一策可開國。

     網上舌辯滔滔之輩多論孔明不識時務、以卵擊石、空耗國力,然問其有何良策可興複漢室,卻皆鉗口結舌,并無一言。

    在下觀之,此等空談之士以一言贈之,實恰如其分:“蓋國家大計,社稷安危,是有主謀。

    非比誇辯之徒,虛譽欺人,坐議立談,無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

    誠為天下笑耳。

    ” 三、一出祁山 孔明第一、二次北伐軍事路線示意圖: 祁山周邊地理圖(圖太大,給各位地址吧):http://www.ty518.com/ycf/ditu/images/dt52.jpg北伐戰略既定,孔明遂北屯漢中,于蜀漢建興六年(公元228年)春出師北伐。

    第一次北伐,孔明采取了近乎完美的聲東擊西策略,再次表現了一個軍事家的優秀素質——命趙雲、鄧芝據箕谷,揚言由褒斜道取郿,魏大将軍曹真果然中計[12],親率大軍防禦——堂堂魏國關中大軍竟然和一隊疑兵開練,牽制的動彈不得——被孔明玩弄于股掌之中,直到整個第一次北伐行将結束時方如夢初醒。

     孔明則親率大軍攻打魏軍事要塞祁山,以定隴右,時關中響震,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降[13]。

    魏明帝被迫親臨長安督師,派魏國大将張郃率五萬援軍直撲祁山,孔明則派參軍馬谡率兵至祁山北方要塞街亭阻擊張郃。

    這時孔明确實犯了一個不應有的失誤:街亭乃此次北伐牽一發而動全身之要地,卻居然派從未有獨立實戰經驗的馬谡去阻擊名将張郃,着實令人費解。

    考慮到北伐初期的形勢皆循孔明預想而行,疑兵牽制魏關中大軍,加之蜀軍一出,三郡到手,成果斐然,孔明确實有可能被勝利沖昏頭腦——雖此時軍務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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