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雜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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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了,但是清代人有的卻記下過他是"貢生""舉人""孝廉"等說法。

    "孝廉",就是"舉人"的别稱(雖然清代确曾舉過"孝廉方正",但那是另一回事)。

    舉人和貢生二說中,我以為後者較為接近事實(注:貢生說見于梁恭辰《勸戒四錄》卷四,時代較早。

    舉人說晚出。

    鄧之誠《骨董瑣記》卷三亦取貢生說。

    )。

    但也還不敢遽作定論(注:朱南銑先生《曹雪芹小像考釋》據《八旗通志·學校志》中無雪芹之名,因此斷定"曹雪芹不會是一個貢生,但也許……是生員,故志書不載。

    "但又說:梁恭辰的話"殆系得自其父親梁章钜的座師玉麟所述"(玉麟〔1766-1833〕滿洲正黃旗人,曾充上書房總師傅,管理右翼宗學,并兩次管理内務府包衣三旗事務),"玉麟有機會接觸内務府包衣三旗的大量口碑或檔案,此說諒有一定的真實性。

    ")。

    總的看來,有一點是明顯的,曹雪芹因為封建力量的驅迫,少年時不得不去走科舉功名的道路,但他最多隻不過走了第一步:正式考中了秀才。

    此後,便"不幹"了。

    不過,談到這一方面,也還是不要忘記曆史,隻憑一個簡單的抽象的想法去"套"古人的事。

    說曹雪芹對科舉這種東西本身是看不上的,那并不錯,但這又并不等于說他一定就拒絕參加科考。

    他在小說中嘲笑"進士出身"的那些人的"原來不通",就包含了另一層心理,即也要争一争誰行誰不行,大抵懷才之人沒有不想使其所懷得有表現的機會的,而在科舉時代要想顯才也隻有應考一條路可走,所以那個時代的才士,盡管不是為了高官厚祿,卻也要争争榜上的名次。

    而乾隆時候,恰好又是對滿洲八旗大臣子弟和内務府人員的報考問題,控制得異常嚴格,不讓他們有顯揚才名的餘地(注:參看《紅樓夢新證》頁731-732。

    )。

    明白了這一點,才能明白,為什麼當敦誠後來提到雪芹時竟會說出"君才抑塞倘欲拔"和"三年下第曾憐我"的話。

    不了解當時的曆史,就會指責說,敦誠是歪曲了曹雪芹的人品了。

    當然,曹雪芹自己選擇的道路不是"功名"的道路,而且也不是"雜學"的道路。

    他所選定的,是"雜作"的道路,甚至是比"雜作"還"低級"得多的、為人所不齒的道路--寫作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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