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絕”與“奸絕”(陳釀三國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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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肉身”成聖,而不是後人認為的“近妖”一流。

     中國傳統的人文崇拜有一向有兩大系列:一種是道德楷模,如孔孟一類聖賢;另一類是前述的智慧人物。

    形成後世諸葛亮崇拜的因素很多,但他兼有豐富智慧和崇高品德,跨越兩大系列,恐怕是主要原因。

    這符合中國人的人生理想:效法天那樣自強不息,效法地那樣厚重載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式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語出《易傳》,“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也是後來陳寅恪先生為清華大學拟的校訓);象流水一樣靈活的智慧,象大山一樣堅實的品格(所以“仁者樂山,智者樂水”)。

     有人突發奇想,認為既然《三國演義》裡常說“視時務者,方為俊傑”,“良禽擇木而栖”,要是諸葛亮輔佐的不是劉備父子,而是曹操父子,又該如何? 這當然是無數個“曆史上的如果”命題中的一個。

    我看這種“如果”是不存在的,第一是諸葛亮在襄陽的一幫朋友中,沒有一個幫曹操的(親戚倒有,如他的堂弟諸葛誕),就連“走馬薦諸葛”的徐庶,被逼進了曹營依然“一言不發”,可見有政治立場的對立;第二就是為人的差别了,諸葛亮受朋友“托孤”之請,的确作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沒有象曹操和司馬懿那樣,自己個加“九錫”,“挾天子以令諸侯”,留着讓兒子當皇上。

    退一萬步說,交諸葛亮這樣的朋友,放心,交曹操、司馬懿這樣的朋友,糟心! 這又涉及到文化是一個“價值系統”的問題。

    在一個有系統的價值體系裡,人們之間的社會交往有倫常作為保障,也就是相互間具備“期望值”:你“仁”我“義”,敬我一尺,還你一丈。

    小到居家過日子,大到治國安社稷,無不如是。

    價值系統如果變亂了,你不仁我不義,君“不君”,則臣亦“不臣”,你有初一我做十五,父子夫妻同事朋友上下都在你騙我,我騙你,倫理常情沒有了,“期望值”消失了,幹什麼好事都白幹,交什麼朋友都白交。

    到了大家都相信并且抱定“甯我負人,毋人負我”的曹操哲學,而嫌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諸葛亮精神的時候,這個社會離着亂世也就不遠了。

     當然,“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到了下一次再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時,人人折騰得夠夠的了,那又是猴年馬月的事,你我還趕得上麼? 如果我們還相信“公道自在人心”的話,我們就應該承認,在超乎一時得失之上的東西,價值比功利大,存在比功利久,影響比功利遠。

     “智”和“奸”一字之别,倒也有“誅心”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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