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說”與“演義”——陳釀三國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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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并不偶然,當中央電視台推出大型曆史戲《唐明皇》時,北京台正在播《戲說乾隆》;後來中央電視台的《三國演義》挾強大的宣傳聲威播出時,北京台又在播《戲說乾隆》續集。

    “戲說”續集換了趙雅芝這樣的主角,戲也較正集略差,但據一項統計說,北京地區的收視率仍舊超過《三國演義》,前年的帳就不用算了。

    《三國》主要靠小說原作的名聲,以大投入博大産出,沒有賠本。

    而《戲說》的投資者從不張揚他們在海内外收入的數字,顯然是自己個“悶得兒蜜”了,要不然急着忙着拍什麼“續集”呢。

     黃金時段的電視劇是争奪熱點,當然就有行有市。

    觀衆不用舉手,隻須用“換頻道” 來表示他們的選擇就夠了。

    如果有客觀獨立的收視統計,實在應該是所有電視節目決策人員案頭必備的參考。

    一位決策者曾激憤地同我說:“我就不相信《唐明皇》不如《戲說乾隆》,看《戲說》的是什麼層次的人?”我答曰:“我就是看‘戲說’而不看‘唐明皇’的。

    ” 以兩劇作出這樣的比較,本來沒有必要,卻看得出一種失衡的心态。

    這就是前些年喧騰一時的“嚴肅文藝”、“純文藝”對“地攤文藝”的讨伐,和近來以“高雅文藝”、“典雅文藝”與“通俗文藝”的抗衡。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打起根兒就“嚴肅”“典雅”的文藝形式,比如詩歌,《詩經》裡頗受稱許的《十五國風》就是“桑間濮下”之語,詞起源于教坊酒樓的小令,小說是俚巷之談,圓舞曲源于奧地利民間雙人舞,歌劇《賽維爾理發師》最初的觀衆是市井小民……文藝發展的大體趨勢,都是源于鄙俚民間,一定時期文人采入整理定型,發展到極至,成為小圈子内的精緻消遣。

    一種形式被“玩死”了,就再從民間鄙俚處取得另一種,接着玩下去。

     這裡面的是非曲直可以姑且不論,但大衆喜聞樂見的,必然會形成需求,形成市場,而擅長此藝者也不難名利雙收。

    唐代一名叫文溆的和尚善于“俗講”,“公為聚衆談說,假托經綸……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舍……教坊效其音調,以為歌曲。

    ”(趙璘《因話錄》)俨然今日之”歌壇巨腕兒”。

    這是來自當時儒家的批評,不會有廣告吹捧之嫌。

    韓愈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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