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國初春有所思 查良镛
關燈
小
中
大
售賣攤檔，是出于我們的要求。
這些攤檔全國聞名，主要是供應來自東歐的顧客。
秀水街的攤擋品質較好，價格自然也貴些，光顧的大都是匈牙利、捷克、波蘭等國人。
使館區附近一兩條街的攤檔則是以供應俄羅斯及獨聯體其他國家的商販為主。
這些東歐商販提了極大的條紋膠布袋，和攤檔東主讨價還價。
講價錢用小電子計數機進行。
東主在計數機上按一個數字，商客搖頭，叽哩咕噜的講幾句外國話，另按一個數字；東主連說No，No，加上幾句破碎的英語甚至北京話，再按一個數字，相信是減了價；客商再搖頭，再說外國話，再按數字。
如此如此，終于雙方點頭，各說對方都不懂的語言，滿臉笑容的成交。
客商将各種廉價的花布裙、絲襯衫、羊毛衫、牛仔褲等等塞滿一隻隻大布袋，提到街口，有人手持一卷卷的闊條膠紙，将布袋全部嚴密包封；又有小貨車、單車、三輪車、的士等候載客運貨。
這幾條街據說營業極旺，下午三、四時擠得水洩不通。
據街道的管理員說，一個普通攤檔每月營業額約10000元，除去貨物成本5000元，攤位租金、管理費、稅項、水電等約2000元，每月可得利潤3000元。
一對夫婦經營一個攤檔，生活很富裕了。
管理費中包括清掃、晚間巡更、翻譯人員（用于解決退貨、換貨等較複雜的問題）。
典型的東歐商販是高高瘦瘦、30歲左右的男子，衣衫的水準遠不及一般北京人，闆起臉孔，眼露疲色。
大多數攤檔工東主則紅光滿面，矮胖矮胖而全是笑容，身旁的妻子則大聲叫嚷而忙碌。
憂郁冰冷和樂天務實，在這裡表現了明顯的對照。
在這裡看到了最簡單的市場經濟的運作。
許多作坊工場制造大批簡單的衣褲，販賣、市集、包紮、運輪、互助、管理，大批人力自發的辛勤努力，政府幾乎完全不必插手，經濟自然趨向繁榮。
個體戶晚上收了攤檔，喝幾瓶啤酒，吃一隻雞，日子過得安适而快樂。
像這樣的經濟活動，中國數千年前早就有了。
現在不過政府不再禁止幹預，任由天性勤勞而善于經營的中國人發揮原有的本領。
這種本領使得中國人在亞洲四小龍中占其三（另一條小龍南韓，在秦、漢、唐時都曾屬于中國，直到清代仍是中國的保護國，深受中國文化影響）。
這種本領，使得千千萬萬華僑在全世界成家立業，發達興旺。
中國全國在經濟上正大舉改革開放，其實改革開放的第一步，隻消除去種種阻撓市場經濟的障礙，解放中國人固有的勤勞積貯、善于計算的天性，中國在經濟上不久就是一條巨龍，不單是亞洲的巨龍，而且是世界的巨龍。
再加上教育、扶助、調節、以法律維持社會和市場秩序（這些是政府的功能），這将是一條健康而友善的巨龍。
四開放的中國盼奧運 李源潮先生帶我們去參觀亞運村。
體育場和運動員宿舍的範圍太大，我們隻能坐在汽車裡繞着兜個圈子，遠觀一番。
北京城裡仍然到處是歡迎奧運會考察的中英标語。
強調的是“一個更加開放的中國、更加開放的北京迎接公元2000年奧運會”。
這樣的口号無處不在，甚至我們所在港澳中心酒店，健身房的名稱也是“2000年奧運健身房”。
香港奧運協會支持在北京舉行奧運會。
中國當局對香港奧運會此舉十分高興。
根據基本法規定，1997年之後，香港仍可用“中國香港”的名義，自組隊伍參加國際體育活動。
如果公元2000年的奧運會在北京舉行，那将是香港首次以“中國香港”的名稱參加。
奧運會如能在北京舉行，我想最大的好處是中國強調“開放的中國盼奧運”。
這件事當會推動造在“一個更加開放的中國”的進程和速度，更加積極的投入國際大家庭，接受國際間公認的普遍價值觀念，對法治和人權的尊重，對民主政治的逐步發展，對人民重視道德和禮貌的教育，更加重視“公平競争”的習慣等等，等等。
但中國也有不利的因素。
不過即使争取不到，那也不必太失望。
在争取的過程中，已經拿到數不清的無形金牌了。
五見故鄉人談故鄉事 19日上午，浙江省委書記李澤民、省長萬學遠會見并宴請。
他們兩位正在北京參加人大會議。
在香港時，新華社曾問我，除了預定要見的中央領導人外，還想見誰。
我想，人大、政協正在緊張開會，不便要人家抽時間出來，打擾重要工作，所以隻提了一句：“如果浙江省領導人那一位有空，想請他談談家鄉情況。
”不料兩位領導人都到了。
此外與宴的還有嘉興市副市長範巴陵女士，她是一位作家，去年12月我去嘉興時承她相陪同遊南湖。
她說我所捐贈的“金庸圖書館”建造順利，嘉興杜雲昌市長要求“保證質量、保證進度”，預定年底可以落成。
萬學遠省長是新當選的。
最近浙江省人民代表大會選省長，3個候選人競争激烈。
據說中央比較支持原省長葛洪升，第1、2次投票時他都領先。
但第三次的投票（淘汰了第三名候選人而投票）時給萬學遠反先而當選。
葛洪升是部隊出身的山東人，在浙江工作已數十年。
去年我去杭州時，他曾請我吃飯，介紹浙江的經濟發展情況，頭腦很清楚。
事後我問起其他工作人員，有人說葛省長抓工作挺好，領導浙江的工農業發展都相當理想，隻可惜脾氣急躁些，同時他的山東話有一小半聽不懂。
萬學遠省長是上海人，看樣子斯斯文文的，大概人緣很好，要投票選舉，語言與人緣兩者就占便宜了。
無論如何，那總是在循序漸進的發展民主。
張浚生先生是福建長汀人，但過去長期在杭州讀書和工作。
他在浙江大學畢業，在浙大當光學教授，實際從事過的科學工作範圍很廣，包括制造天文望遠鏡、電子顯微鏡、紅外線儀器等等，後來調去當杭州市委書記。
他早已以杭州為家，兒女都在杭州。
他的秘書鄭浙民先生人如其名，是浙江人民。
所以我們三人聽李書記談浙江事務，都感到熟悉親切，也有了一份了解，其中當然是我了解得最少，因為離家鄉既久，也少有回鄉。
浙江省的工農業生産在全國是頗為先進的，發展速度名列前茅。
不過近年來名氣沒有“三東”大。
所謂“三東”是廣東、山東、遼東。
我想不久又得加一個浦東，成為“四東”。
其實浙江的紹興、甯波、溫州等地發展市場經濟也很有成績，尤其是溫州，事事搶選創新。
江蘇南部的經濟産值是全國最高的，據說單是無錫一縣，就超過西藏、青海、甘肅三省的總和。
全國100個強縣中，無錫縣居首。
所以“四東”似乎應該指“江東”，傳統上那是江浙一帶。
六江澤民談中國的脊梁 19日下午3時半，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南海會見。
張浚生先生陪我走進客廳時，江總書記到廳門口迎客想見，廳内已到的有政治局委員、中央宣傳部部長丁關根、港澳辦主任魯平、新聞辦主任曾建徽、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
江總書記先說：“查先生久仰了，今日初次見面，我們十分歡迎。
你的小說在内地有很多讀者，許多領導人也很愛看。
我沒有仔細讀過，但翻閱過，知道你的小說中包含了豐富的曆史知識、地理背景、中國文化傳統、人情風俗等等。
” 我謙
這些攤檔全國聞名，主要是供應來自東歐的顧客。
秀水街的攤擋品質較好，價格自然也貴些，光顧的大都是匈牙利、捷克、波蘭等國人。
使館區附近一兩條街的攤檔則是以供應俄羅斯及獨聯體其他國家的商販為主。
這些東歐商販提了極大的條紋膠布袋，和攤檔東主讨價還價。
講價錢用小電子計數機進行。
東主在計數機上按一個數字，商客搖頭，叽哩咕噜的講幾句外國話，另按一個數字；東主連說No，No，加上幾句破碎的英語甚至北京話，再按一個數字，相信是減了價；客商再搖頭，再說外國話，再按數字。
如此如此，終于雙方點頭，各說對方都不懂的語言，滿臉笑容的成交。
客商将各種廉價的花布裙、絲襯衫、羊毛衫、牛仔褲等等塞滿一隻隻大布袋，提到街口，有人手持一卷卷的闊條膠紙，将布袋全部嚴密包封；又有小貨車、單車、三輪車、的士等候載客運貨。
這幾條街據說營業極旺，下午三、四時擠得水洩不通。
據街道的管理員說，一個普通攤檔每月營業額約10000元，除去貨物成本5000元，攤位租金、管理費、稅項、水電等約2000元，每月可得利潤3000元。
一對夫婦經營一個攤檔，生活很富裕了。
管理費中包括清掃、晚間巡更、翻譯人員（用于解決退貨、換貨等較複雜的問題）。
典型的東歐商販是高高瘦瘦、30歲左右的男子，衣衫的水準遠不及一般北京人，闆起臉孔，眼露疲色。
大多數攤檔工東主則紅光滿面，矮胖矮胖而全是笑容，身旁的妻子則大聲叫嚷而忙碌。
憂郁冰冷和樂天務實，在這裡表現了明顯的對照。
在這裡看到了最簡單的市場經濟的運作。
許多作坊工場制造大批簡單的衣褲，販賣、市集、包紮、運輪、互助、管理，大批人力自發的辛勤努力，政府幾乎完全不必插手，經濟自然趨向繁榮。
個體戶晚上收了攤檔，喝幾瓶啤酒，吃一隻雞，日子過得安适而快樂。
像這樣的經濟活動，中國數千年前早就有了。
現在不過政府不再禁止幹預，任由天性勤勞而善于經營的中國人發揮原有的本領。
這種本領使得中國人在亞洲四小龍中占其三（另一條小龍南韓，在秦、漢、唐時都曾屬于中國，直到清代仍是中國的保護國，深受中國文化影響）。
這種本領，使得千千萬萬華僑在全世界成家立業，發達興旺。
中國全國在經濟上正大舉改革開放，其實改革開放的第一步，隻消除去種種阻撓市場經濟的障礙，解放中國人固有的勤勞積貯、善于計算的天性，中國在經濟上不久就是一條巨龍，不單是亞洲的巨龍，而且是世界的巨龍。
再加上教育、扶助、調節、以法律維持社會和市場秩序（這些是政府的功能），這将是一條健康而友善的巨龍。
四開放的中國盼奧運 李源潮先生帶我們去參觀亞運村。
體育場和運動員宿舍的範圍太大，我們隻能坐在汽車裡繞着兜個圈子，遠觀一番。
北京城裡仍然到處是歡迎奧運會考察的中英标語。
強調的是“一個更加開放的中國、更加開放的北京迎接公元2000年奧運會”。
這樣的口号無處不在，甚至我們所在港澳中心酒店，健身房的名稱也是“2000年奧運健身房”。
香港奧運協會支持在北京舉行奧運會。
中國當局對香港奧運會此舉十分高興。
根據基本法規定，1997年之後，香港仍可用“中國香港”的名義，自組隊伍參加國際體育活動。
如果公元2000年的奧運會在北京舉行，那将是香港首次以“中國香港”的名稱參加。
奧運會如能在北京舉行，我想最大的好處是中國強調“開放的中國盼奧運”。
這件事當會推動造在“一個更加開放的中國”的進程和速度，更加積極的投入國際大家庭，接受國際間公認的普遍價值觀念，對法治和人權的尊重，對民主政治的逐步發展，對人民重視道德和禮貌的教育，更加重視“公平競争”的習慣等等，等等。
但中國也有不利的因素。
不過即使争取不到，那也不必太失望。
在争取的過程中，已經拿到數不清的無形金牌了。
五見故鄉人談故鄉事 19日上午，浙江省委書記李澤民、省長萬學遠會見并宴請。
他們兩位正在北京參加人大會議。
在香港時，新華社曾問我，除了預定要見的中央領導人外，還想見誰。
我想，人大、政協正在緊張開會，不便要人家抽時間出來，打擾重要工作，所以隻提了一句：“如果浙江省領導人那一位有空，想請他談談家鄉情況。
”不料兩位領導人都到了。
此外與宴的還有嘉興市副市長範巴陵女士，她是一位作家，去年12月我去嘉興時承她相陪同遊南湖。
她說我所捐贈的“金庸圖書館”建造順利，嘉興杜雲昌市長要求“保證質量、保證進度”，預定年底可以落成。
萬學遠省長是新當選的。
最近浙江省人民代表大會選省長，3個候選人競争激烈。
據說中央比較支持原省長葛洪升，第1、2次投票時他都領先。
但第三次的投票（淘汰了第三名候選人而投票）時給萬學遠反先而當選。
葛洪升是部隊出身的山東人，在浙江工作已數十年。
去年我去杭州時，他曾請我吃飯，介紹浙江的經濟發展情況，頭腦很清楚。
事後我問起其他工作人員，有人說葛省長抓工作挺好，領導浙江的工農業發展都相當理想，隻可惜脾氣急躁些，同時他的山東話有一小半聽不懂。
萬學遠省長是上海人，看樣子斯斯文文的，大概人緣很好，要投票選舉，語言與人緣兩者就占便宜了。
無論如何，那總是在循序漸進的發展民主。
張浚生先生是福建長汀人，但過去長期在杭州讀書和工作。
他在浙江大學畢業，在浙大當光學教授，實際從事過的科學工作範圍很廣，包括制造天文望遠鏡、電子顯微鏡、紅外線儀器等等，後來調去當杭州市委書記。
他早已以杭州為家，兒女都在杭州。
他的秘書鄭浙民先生人如其名，是浙江人民。
所以我們三人聽李書記談浙江事務，都感到熟悉親切，也有了一份了解，其中當然是我了解得最少，因為離家鄉既久，也少有回鄉。
浙江省的工農業生産在全國是頗為先進的，發展速度名列前茅。
不過近年來名氣沒有“三東”大。
所謂“三東”是廣東、山東、遼東。
我想不久又得加一個浦東，成為“四東”。
其實浙江的紹興、甯波、溫州等地發展市場經濟也很有成績，尤其是溫州，事事搶選創新。
江蘇南部的經濟産值是全國最高的，據說單是無錫一縣，就超過西藏、青海、甘肅三省的總和。
全國100個強縣中，無錫縣居首。
所以“四東”似乎應該指“江東”，傳統上那是江浙一帶。
六江澤民談中國的脊梁 19日下午3時半，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南海會見。
張浚生先生陪我走進客廳時，江總書記到廳門口迎客想見，廳内已到的有政治局委員、中央宣傳部部長丁關根、港澳辦主任魯平、新聞辦主任曾建徽、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
江總書記先說：“查先生久仰了，今日初次見面，我們十分歡迎。
你的小說在内地有很多讀者，許多領導人也很愛看。
我沒有仔細讀過，但翻閱過，知道你的小說中包含了豐富的曆史知識、地理背景、中國文化傳統、人情風俗等等。
” 我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