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自首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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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辦。
“梁葫蘆被處決之前，揭發了一件事，他說你根本就不結巴。
你是假裝結巴裝了這麼多年的！”鄧指五短的手指從露着棉絮的軍大衣袖口裡伸出來。
老幾問，為什麼要假裝呢？鄧指說他正要問他呢！老幾覺得自己的臉還是繃得住的，對自己扮出的懵懂面孔還是比較自信的。
當囚犯這麼多年，他可以對着指控的人目光笃定，不會像多年前在重慶那樣，人家一拍桌子說“沒講實話”他就靈魂潰散。
鄧指逼不出進一步的結果，便說給他一天時間考慮，如果像梁葫蘆說的那樣，老幾一直是在假裝結巴，捉弄政府和領導，他主動交代了，可以從輕處理；假如梁葫蘆誣陷了他，那是另一回事。
是否争取寬大，看老幾自己的表現。
他結巴着表達了謝意，感謝鄧指給的一天時間，但他還是把它退還給鄧指，因為他不需要一天來考慮本來就不必考慮的事實：他真的是個結巴；從陪綁殺場那次就落下了這個孬種毛病。
這也不是什麼光彩毛病，落下它是沒辦法的事。
鄧指放他回去幹活去了。
太陽特别大，完全無風，尿素給蒸發起來，在田野上飄着一層奇臭的雲煙。
他就在讓人睜不開眼喘不了氣的尿素煙雲中，思考梁葫蘆最後的一刻是怎麼了。
梁葫蘆在被綁上粗大的繩索，背上插了打着紅叉的名簽時，想到一個或許可以自救的辦法。
犯人揭發其他犯人是可以受到減刑嘉獎的。
他就把死裡逃生的所有希望都押在這一句揭發上了。
第二天就是公審大會，還有八小時他就要登台做最後亮相了，他一邊手淫一邊想着自己短短的一生：吃沒吃穿沒穿，連女人都沒有過，就隻有這個“右手情侶”，所有溫柔、樂子都是來自它。
他叫來了看守，說自己有一件大案要揭發。
看守問他什麼大案，他說看守不夠級别。
看守害怕耽誤了國家辦大案，連夜叫來偵訊科長。
梁葫蘆問偵訊科長，假如他揭發了大案，會不會得到減刑的獎勵。
偵訊科長說當然。
誰擔保？我擔保。
你拿啥擔保？我拿啥都能擔保。
讨價還價進行了一個多小時，偵訊科長煩了，說：“啰嗦個啥呢？沒啥揭發明天公審大會見吧！”梁葫蘆這才事關重大地告訴了偵訊科長，七大隊六中隊的那個姓陸的大反革命是假裝的結巴；看看，那老家夥隐藏得多嚴密啊，這麼多年都沒暴露。
第二天一早，梁葫蘆還是跟偵訊科長在公審大會上見了。
梁葫蘆太失望了，問科長的擔保咋跟放了個屁似的，屁還臭一陣呢！ 老幾一面施尿素一面想象着。
槍口對準梁葫蘆白白無毛的後腦勺時，他會不會覺得特别上當，覺得雞飛蛋打、賠了夫人又折兵，把老幾檢舉了而自己青白色的腦勺最終還是成了射擊的靶心。
老幾完全能理解梁葫蘆的揭發。
十八歲一條命快沒了，什麼都拉扯來保命，這有什麼不好理解？他揭發了老幾，把老幾的麻煩招來了，可命也沒保住，這就讓老幾替他黯然神傷了。
老幾在入獄的頭幾年就明白什麼都可能給其他犯人拿去保命或立功，所以他用自己的沉默和結巴築起一圈隐形城堡，誰也别想讓他打開城堡的大門。
梁葫蘆剛來的時候十六歲，把老幾孝敬成了自己大爺，老幾城堡的牆被他打出一個洞，現在是堵這個洞的時候了。
他知道鄧指接下去會緊密觀察他，會布置犯人或者加工隊員監視他，所以他既不多話也不少話，用盡力氣地保持輕松。
心理學他是懂一點的，人在内心壓力大的時候往往話多或吃得多，說話和咀嚼都是減壓的。
因此他按照自己準确的記憶，沿順他一貫的語言習慣。
大概在三個月以後，他感到自己恢複了鄧指心目中可靠的老幾形象。
因為他再次找老幾到他家去幫着修理那隻歐米茄。
此刻在警車上跪着的老幾聽見一個警察對另一個說：老家夥夠嗆吧？他的同志同意一對老膝蓋這樣跪一路的确夠嗆。
所以他們共同決定讓老家夥坐下來，就地坐在車子的地闆上。
其實對老幾來說，此刻坐着和跪着已經沒有什麼區别，疼痛早變成了麻木。
他坐了半小時膝蓋的疼痛才追上來，等膝蓋的疼痛減緩，屁股的疼痛開始了。
警車是午飯後不久到達勞改農場場部的。
兩個警察和保衛科長以及兩個保衛幹事把老幾作為重大差事接過來。
交接手續在保衛科辦公室辦理，老幾給關在保衛科隔壁的一間空屋裡，屋子的功用就是暫時禁閉或拘留犯人。
他能聽見隔壁嗡嗡嗡的說話聲。
老幾知道自己的命運正在被嗡嗡嗡地決定。
或者說部分地決定。
因為根據他逃跑的惡劣性質，他的命運應該在他自首前就部分地被決定了。
他還能為婉喻和孩子做點什麼？也許寫一張離婚協議書？ 老幾聽見隔壁嗡嗡嗡的聲音靜下去，保衛科長和幹事們跟兩個西甯警察走出了辦公室。
走廊上，大家一邊告别一邊謙虛，強調自己的不是。
保衛科長說他們警惕性不強，管理幹部的素質訓練松懈，造成老家夥的逃亡。
警察們說他們警惕性也不強，老家夥混進市裡都沒有及時抓獲他。
說着他們就走到了關押老幾的這個屋子。
警察們打開了老幾的手铐，換上了場部的手铐。
警察的手铐式樣新多了，功能也多得多，外松内緊，越掙紮越吃苦頭。
場部的手铐比較粗笨，看起來恐怖，戴上去輕松。
老幾剛剛這樣想着，保衛幹事們把他的雙手背到背後，手铐在背後上了鎖。
沒有腳鐐，他們用一根繩子把老幾的一雙腳拴起來。
繩子太長，于是就順便把小腿也纏進去，結子打在小腿肚和膝蓋下的凹槽裡。
這是最有利于打結的地方。
老幾和其他犯人一樣，不怕鐵铐，怕紙铐。
他有過一次戴紙铐的經驗，它和他後來堅持結巴有很大關系。
戴紙铐也是他嘴巴不夠老實造成的。
那時候他和其他幾萬囚犯剛剛被車皮裝運到大草漠上，相互對别人的事還有興趣，打聽同伴的罪狀或者刑期是日常話題。
老幾那時還不叫老幾，犯人們對他還比較尊重，叫他××号。
事情是這樣出的：一群犯人被派去打樁子釘帳篷，一個人叫另一個人大主教。
老幾說主教怎麼也進來了？一個犯人說，因為是反革命主教。
什麼是反革命主教？就像反革命博士、反革命教授。
可是宗教不一樣啊，不是說公民擁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嗎？當晚一個幹部來到老幾的帳篷，給他戴上了紙铐。
同帳篷的犯人一聲不吭地看着上铐的過程，等幹部走了一個犯人說，犯啥大事了？咋罰這麼重呢？紙铐不過是兩段紙條，用糨糊粘在一起，毫無分量，但戴了一會兒就讓人想念起鐵铐來。
鐵铐給人的自由度比紙铐大多了。
幹部上紙铐的時候，還伴随一句話：不準弄破了它，弄破了等着瞧！這句話的恐怖在于不知等着瞧瞧的是什麼。
那個未知的後果在等着你，對犯人來說，未知就是恐怖。
那一夜老幾一點都沒敢動，紙頭發出一點窸窣聲他就從淺盹裡驚醒。
被子被睡在他旁邊的獄友裹走，越來越多地裹在他的身上，他試着把它往回拽，但紙铐卻出現了好幾道裂紋。
他想到幹部說的“等着瞧”，便忍住惡心，将大半身體塞進扯他被子的獄友被窩。
第二天他解手都是靠那個主教幫忙。
主教從事了大半輩子神聖事業，末了讓他解決如此世俗的問題，他滿臉發燒地跟主教道歉。
也像對紙铐的認識不足一樣，這次老幾發現自己低估了保衛幹部的捆綁手藝。
他的小腿在太陽落山時漸漸麻木。
最後的陽光從窗子透進來，在老幾對面的毛主席相下面投出一片金黃。
他聽見一個個辦公室的門打開，走出人來，然後一個個門被撞上，鎖上鎖。
鑰匙聲音和幹部們相互打招呼的聲音順着走廊漸漸遠去。
老幾蹭着牆壁，想把褲腿蹭起來，看看自己的小腿怎麼了，就像從膝蓋下截走了似的。
假如現在真要給他截肢，麻醉肯定是夠的。
他從來沒有經曆過如此徹底的肢體麻木。
他的兩手被手铐鎖在背後，每次蹭褲腿的努力都讓他失衡，不是側着倒下就是向後倒去。
他聽見這一房子對面的那排房子還有聲響：咳嗽，打電話。
那是機械科的辦公室，老幾也就來過場部三次，對場部的辦公室分布記得清清楚楚。
機械科的人走了以後，他就成了被遺忘的一件差事。
明天人們看到他，才會想起來，怎麼把他給忘了呢――好了，現在已經是雙腿壞死，屎尿滿身，渾身灰土的一件過時的差事。
他終于把褲腿蹭上去了，看到的不是腿，而是烏紫的兩截棍棒，壞死已經開始了。
他一次一次蹬動沒有感覺的腿，盡可能使血液回流一些。
在幾分鐘的蹬腿運動之後，腿似乎有了點反應，溫度升上去一點，感覺變成密密麻麻的細小活物，順着血管從活着的大腿往下爬，爬得他的小腿開始發癢。
複蘇的無數小蟲子一直爬到腳底闆，奇癢難熬。
他不停地蹬動腿，但力氣在失去。
從海拔低的地方回到三千多米的大草漠上，十多
“梁葫蘆被處決之前，揭發了一件事，他說你根本就不結巴。
你是假裝結巴裝了這麼多年的！”鄧指五短的手指從露着棉絮的軍大衣袖口裡伸出來。
老幾問，為什麼要假裝呢？鄧指說他正要問他呢！老幾覺得自己的臉還是繃得住的，對自己扮出的懵懂面孔還是比較自信的。
當囚犯這麼多年，他可以對着指控的人目光笃定，不會像多年前在重慶那樣，人家一拍桌子說“沒講實話”他就靈魂潰散。
鄧指逼不出進一步的結果，便說給他一天時間考慮，如果像梁葫蘆說的那樣，老幾一直是在假裝結巴，捉弄政府和領導，他主動交代了，可以從輕處理；假如梁葫蘆誣陷了他，那是另一回事。
是否争取寬大，看老幾自己的表現。
他結巴着表達了謝意，感謝鄧指給的一天時間，但他還是把它退還給鄧指，因為他不需要一天來考慮本來就不必考慮的事實：他真的是個結巴；從陪綁殺場那次就落下了這個孬種毛病。
這也不是什麼光彩毛病，落下它是沒辦法的事。
鄧指放他回去幹活去了。
太陽特别大，完全無風，尿素給蒸發起來，在田野上飄着一層奇臭的雲煙。
他就在讓人睜不開眼喘不了氣的尿素煙雲中，思考梁葫蘆最後的一刻是怎麼了。
梁葫蘆在被綁上粗大的繩索，背上插了打着紅叉的名簽時，想到一個或許可以自救的辦法。
犯人揭發其他犯人是可以受到減刑嘉獎的。
他就把死裡逃生的所有希望都押在這一句揭發上了。
第二天就是公審大會，還有八小時他就要登台做最後亮相了，他一邊手淫一邊想着自己短短的一生：吃沒吃穿沒穿，連女人都沒有過，就隻有這個“右手情侶”，所有溫柔、樂子都是來自它。
他叫來了看守，說自己有一件大案要揭發。
看守問他什麼大案，他說看守不夠級别。
看守害怕耽誤了國家辦大案，連夜叫來偵訊科長。
梁葫蘆問偵訊科長，假如他揭發了大案，會不會得到減刑的獎勵。
偵訊科長說當然。
誰擔保？我擔保。
你拿啥擔保？我拿啥都能擔保。
讨價還價進行了一個多小時，偵訊科長煩了，說：“啰嗦個啥呢？沒啥揭發明天公審大會見吧！”梁葫蘆這才事關重大地告訴了偵訊科長，七大隊六中隊的那個姓陸的大反革命是假裝的結巴；看看，那老家夥隐藏得多嚴密啊，這麼多年都沒暴露。
第二天一早，梁葫蘆還是跟偵訊科長在公審大會上見了。
梁葫蘆太失望了，問科長的擔保咋跟放了個屁似的，屁還臭一陣呢！ 老幾一面施尿素一面想象着。
槍口對準梁葫蘆白白無毛的後腦勺時，他會不會覺得特别上當，覺得雞飛蛋打、賠了夫人又折兵，把老幾檢舉了而自己青白色的腦勺最終還是成了射擊的靶心。
老幾完全能理解梁葫蘆的揭發。
十八歲一條命快沒了，什麼都拉扯來保命，這有什麼不好理解？他揭發了老幾，把老幾的麻煩招來了，可命也沒保住，這就讓老幾替他黯然神傷了。
老幾在入獄的頭幾年就明白什麼都可能給其他犯人拿去保命或立功，所以他用自己的沉默和結巴築起一圈隐形城堡，誰也别想讓他打開城堡的大門。
梁葫蘆剛來的時候十六歲，把老幾孝敬成了自己大爺，老幾城堡的牆被他打出一個洞，現在是堵這個洞的時候了。
他知道鄧指接下去會緊密觀察他，會布置犯人或者加工隊員監視他，所以他既不多話也不少話，用盡力氣地保持輕松。
心理學他是懂一點的，人在内心壓力大的時候往往話多或吃得多，說話和咀嚼都是減壓的。
因此他按照自己準确的記憶，沿順他一貫的語言習慣。
大概在三個月以後，他感到自己恢複了鄧指心目中可靠的老幾形象。
因為他再次找老幾到他家去幫着修理那隻歐米茄。
此刻在警車上跪着的老幾聽見一個警察對另一個說：老家夥夠嗆吧？他的同志同意一對老膝蓋這樣跪一路的确夠嗆。
所以他們共同決定讓老家夥坐下來，就地坐在車子的地闆上。
其實對老幾來說，此刻坐着和跪着已經沒有什麼區别，疼痛早變成了麻木。
他坐了半小時膝蓋的疼痛才追上來，等膝蓋的疼痛減緩，屁股的疼痛開始了。
警車是午飯後不久到達勞改農場場部的。
兩個警察和保衛科長以及兩個保衛幹事把老幾作為重大差事接過來。
交接手續在保衛科辦公室辦理，老幾給關在保衛科隔壁的一間空屋裡，屋子的功用就是暫時禁閉或拘留犯人。
他能聽見隔壁嗡嗡嗡的說話聲。
老幾知道自己的命運正在被嗡嗡嗡地決定。
或者說部分地決定。
因為根據他逃跑的惡劣性質，他的命運應該在他自首前就部分地被決定了。
他還能為婉喻和孩子做點什麼？也許寫一張離婚協議書？ 老幾聽見隔壁嗡嗡嗡的聲音靜下去，保衛科長和幹事們跟兩個西甯警察走出了辦公室。
走廊上，大家一邊告别一邊謙虛，強調自己的不是。
保衛科長說他們警惕性不強，管理幹部的素質訓練松懈，造成老家夥的逃亡。
警察們說他們警惕性也不強，老家夥混進市裡都沒有及時抓獲他。
說着他們就走到了關押老幾的這個屋子。
警察們打開了老幾的手铐，換上了場部的手铐。
警察的手铐式樣新多了，功能也多得多，外松内緊，越掙紮越吃苦頭。
場部的手铐比較粗笨，看起來恐怖，戴上去輕松。
老幾剛剛這樣想着，保衛幹事們把他的雙手背到背後，手铐在背後上了鎖。
沒有腳鐐，他們用一根繩子把老幾的一雙腳拴起來。
繩子太長，于是就順便把小腿也纏進去，結子打在小腿肚和膝蓋下的凹槽裡。
這是最有利于打結的地方。
老幾和其他犯人一樣，不怕鐵铐，怕紙铐。
他有過一次戴紙铐的經驗，它和他後來堅持結巴有很大關系。
戴紙铐也是他嘴巴不夠老實造成的。
那時候他和其他幾萬囚犯剛剛被車皮裝運到大草漠上，相互對别人的事還有興趣，打聽同伴的罪狀或者刑期是日常話題。
老幾那時還不叫老幾，犯人們對他還比較尊重，叫他××号。
事情是這樣出的：一群犯人被派去打樁子釘帳篷，一個人叫另一個人大主教。
老幾說主教怎麼也進來了？一個犯人說，因為是反革命主教。
什麼是反革命主教？就像反革命博士、反革命教授。
可是宗教不一樣啊，不是說公民擁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嗎？當晚一個幹部來到老幾的帳篷，給他戴上了紙铐。
同帳篷的犯人一聲不吭地看着上铐的過程，等幹部走了一個犯人說，犯啥大事了？咋罰這麼重呢？紙铐不過是兩段紙條，用糨糊粘在一起，毫無分量，但戴了一會兒就讓人想念起鐵铐來。
鐵铐給人的自由度比紙铐大多了。
幹部上紙铐的時候，還伴随一句話：不準弄破了它，弄破了等着瞧！這句話的恐怖在于不知等着瞧瞧的是什麼。
那個未知的後果在等着你，對犯人來說，未知就是恐怖。
那一夜老幾一點都沒敢動，紙頭發出一點窸窣聲他就從淺盹裡驚醒。
被子被睡在他旁邊的獄友裹走，越來越多地裹在他的身上，他試着把它往回拽，但紙铐卻出現了好幾道裂紋。
他想到幹部說的“等着瞧”，便忍住惡心，将大半身體塞進扯他被子的獄友被窩。
第二天他解手都是靠那個主教幫忙。
主教從事了大半輩子神聖事業，末了讓他解決如此世俗的問題，他滿臉發燒地跟主教道歉。
也像對紙铐的認識不足一樣，這次老幾發現自己低估了保衛幹部的捆綁手藝。
他的小腿在太陽落山時漸漸麻木。
最後的陽光從窗子透進來，在老幾對面的毛主席相下面投出一片金黃。
他聽見一個個辦公室的門打開，走出人來，然後一個個門被撞上，鎖上鎖。
鑰匙聲音和幹部們相互打招呼的聲音順着走廊漸漸遠去。
老幾蹭着牆壁，想把褲腿蹭起來，看看自己的小腿怎麼了，就像從膝蓋下截走了似的。
假如現在真要給他截肢，麻醉肯定是夠的。
他從來沒有經曆過如此徹底的肢體麻木。
他的兩手被手铐鎖在背後，每次蹭褲腿的努力都讓他失衡，不是側着倒下就是向後倒去。
他聽見這一房子對面的那排房子還有聲響：咳嗽，打電話。
那是機械科的辦公室，老幾也就來過場部三次，對場部的辦公室分布記得清清楚楚。
機械科的人走了以後，他就成了被遺忘的一件差事。
明天人們看到他，才會想起來，怎麼把他給忘了呢――好了，現在已經是雙腿壞死，屎尿滿身，渾身灰土的一件過時的差事。
他終于把褲腿蹭上去了，看到的不是腿，而是烏紫的兩截棍棒，壞死已經開始了。
他一次一次蹬動沒有感覺的腿，盡可能使血液回流一些。
在幾分鐘的蹬腿運動之後，腿似乎有了點反應，溫度升上去一點，感覺變成密密麻麻的細小活物，順着血管從活着的大腿往下爬，爬得他的小腿開始發癢。
複蘇的無數小蟲子一直爬到腳底闆，奇癢難熬。
他不停地蹬動腿，但力氣在失去。
從海拔低的地方回到三千多米的大草漠上，十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