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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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辦公室搬到了一個朝南的房間,打開窗子,呼吸的就是五月的田野氣味。

    除了一切在變得好起來,似乎一切又都沒有變。

    焉識很快又是教授中的明星,一條甬道從校門口進來,他必須忙碌地兩面點頭回禮。

    陸教授身邊的密斯張、密斯李現在變成了小趙、小孫,列甯裝和工裝褲代替了旗袍,不是“陸教授請客吃杯咖啡吧!”就是“陸教授賞光來吃杯茶吧”。

     焉識漸漸得知,解放以後大衛·韋做了市政府教育廳的教育專員,因為他1936年就加入了共産黨。

    焉識想,三十年代中期,他們大學以赤色分子嫌疑開除他不完全是冤枉他。

    大衛·韋到焉識的大學裡來過一次,穿着灰色的中山裝(也叫人民裝),波希米亞式的不修邊幅對于大衛·韋已成了過時的時尚。

    他看見焉識似乎有些意外,而焉識仍然盡可能地西服筆挺,不同的是他用一條絲圍巾代替了領帶。

    大衛的眼睛在說:真識時務啊,還在做公子哥兒呢?焉識不想和他說話,想從他身邊繞過。

    皮埃爾對于民主自由的信賴似乎也傳染了焉識:人應該給自己足夠的民主自由選擇跟誰交往,并且坦蕩地承認一份交往的失敗。

     大衛卻叫住焉識。

    “你現在怎麼看共産主義運動?”他還是用英文說話,把共産主義說得像他家祖業,還暗示這份祖業賞了焉識一碗飯吃。

     焉識說他對自己不太了解的事物不馬上發言。

    大衛·韋說焉識不是早發過言了嗎?在共産主義分子還在為這個理想流血的時候,就已經說了它壞話。

    焉識問他,自己什麼時候,在哪裡說過共産主義的壞話。

    大衛請焉識不要假裝失憶,因為作為他的老校友他知道陸焉識是一台記憶機器。

    焉識覺得這樣好的初秋,站在校園裡跟這個穿灰色中山裝的人争論是多方面的浪費,便告辭了大衛·韋。

    大衛·韋還有一個本事,就是他總會在你打定主意不跟他糾纏的時候,把你進一步糾纏進去。

    他說剛才他對焉識的指控是否認不掉的,因為這是他的侄子親口告訴他的。

    大衛·韋的人品就差勁在此:他會馬上把第三個人或者更多的人糾纏進來,作為情報提供者,或者證人,并且也一定會把缺席證人的證詞歪曲篡改。

     “皮埃爾不會說的。

    ”焉識用英文說。

     “他為什麼不會說?他和你貌合神離。

    跟我談得很深,我們之間達到的真誠程度,跟像你這樣的虛僞的布爾喬亞一輩子都達不到。

    ” “那祝賀你。

    ” 焉識不想再繼續給大衛機會挑撥他和皮埃爾的關系,再次告辭。

     “所以你對共産主義的不滿,我完全清楚。

    ”大衛·韋還糾纏不放。

     焉識怕一輩子沒打過人的自己熬不過了,會在大衛·韋身上破一次記錄。

    所以他對大衛說:“行,就算我說了,你想怎麼樣呢?” 到了夏天,學校考試的季節來了。

    報上登出一篇文章,自問自答:能不能放手讓反感共産主義的教授教育新社會的大學生?不能!文章兇巴巴的口氣讓焉識馬上認出來,寫這篇文章的手是誰的。

    考試後教授都忙着批改考卷,焉識沒有時間給報紙寫文章答辯,就抽了一個晚上給大衛·韋寫了一封信,說知識分子的生命在于接受知識、分析知識、傳播知識,甚至懷疑知識、否定知識,在他接受和分析的時候,他不該受到是非的仲裁。

    知識分子還應該享有最後的自由,精神的自由。

    他說他越來越理解福伊(Foy),那個被基督教徒殺害的十五歲女孩。

    她拒絕偶像崇拜隻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最後一點自由,精神的自由。

    而後人把她作為聖女膜拜,把她肉身的一部分塑成塑像,使她也成了偶像,放入為她在康奇斯城(Conquese)建造的廟殿裡,以膜拜來背叛為了人類最後的自由而犧牲的年輕先哲。

     婉喻那天晚上輕輕地進了焉識的書房,問他是不是又為什麼事不開心了。

    他怕看婉喻擔心的臉,更怕她又要蠢裡蠢氣地去買個什麼東西來逗他開心,就簡單地把給大衛的信告訴了她。

     “讓我看侬還是勿要寫了。

    ”婉喻說,“上趟他把你的信登在報紙上,多少不作興!” 原來什麼都沒有漏過婉喻的知覺。

    焉識沒有聽信婉喻的。

    後來他後悔自己把婉喻這樣的知己錯過去了。

    假如他早就認識到,她的本能和智力以及趣味都配得上做自己的知己,或說她原本就是他一生最親密的一個知己,他會把自己在外面的遭遇講給她聽,平等地和她讨論對策。

    作為女人,她看男人的事有時反而更清楚。

    可他在心裡從來不認為自己愛婉喻,他也就從來不把婉喻放在知己的位置上,錯失了他原本該得到的忠告。

     大衛·韋的為人也是不出乎自己風格的。

    第三天的報紙就把焉識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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