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婉喻的炮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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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祖母在我小嬢孃護駕之下，乘上我叔祖父陸焉得包的賓館轎車先一步告辭。
此後她再也不肯見任何人，除了她的小女兒馮丹珏。
她和丹珏的公寓就是她的炮樓，她在裡面抵抗任何給她包辦婚姻的人。
這樣的母女告别令我的大姑馮丹瓊好不凄涼。
她提前結束了故國重遊，帶着幾個孩子回美國了。
離去之前，她總是用一句話安慰她自己：“我會把姆媽接到美國去的。
”她把這句話重複了很多遍，一想到她将會忍受怎樣的思念之苦，就把這句話拿出來念叨。
她内心分裂出兩個人來，一個年長一個年幼，幼者一傷心鬧騰，長者便拿好話來哄，不必考慮兌現，隻要哄出暫時的甯靜就好。
我的叔祖父陸焉得兩口子在那場晚宴之後也變得無心無緒，自我敷衍地把上海逛了一遍，“不逛說不過去”的那種逛法。
對他們來說，玉佛寺、城隍廟、國際飯店、大世界……一切都大不如從前，髒了，破舊了，留着無産者們的不敬和冒犯，唯物論信徒們對物質的毀滅欲讓他們寒心地搖頭。
最傷他們心的是，軟語漫笑的上海人沒了；無論朝哪個方向扭過你的臉，你都和冷漠或牢騷或仇恨照面。
每個人都是牢裡牢騷地行走或說話，他們的牢騷似乎都是你引發的。
因此焉得兩口子不跟上海人計較了，在馮丹瓊祖孫幾人離開上海的第二天，也回比利時去了。
他們行前都沒有跟我祖母告别。
因為我小嬢孃怕進一步刺激她母親，引出又一個病情飛躍，勸阻了他們。
我祖父陸焉識一直沉默。
沉默得奇怪。
他的沉默也是一座炮樓，替他守衛着他思維的持續性，讓他完成他回憶錄和書信集的最後章節。
他的沉默一直持續到1984年冬天。
那個冬天發生了一件事：我祖父不知怎樣被重新發掘，領導一本漢英大詞典的編輯工作。
我在他屋裡（曾經是我的卧室）看到了那封聘書以及跟聘書一塊寄來的便箋。
便箋說：“……朱教授一再請我代問您好。
他因為類風濕暫時不能回國……”我是這樣推演的：這位身在美國的朱教授熱烈推薦了我祖父。
他是我祖父的學弟，深知陸焉識的學識，也了解他揣着那樣的學識在大荒草漠上種青稞、打魚，蹉跎二十多年。
我接下去的推演是：出版社在決定編輯這本大詞典時首先是請美國著名漢學家朱教授來挂帥的，但朱教授像所有海外遊子一樣，聽了太多的幾乎千篇一律的陸焉識式的故事，怕自己一旦回國也會像陸焉識一樣去種青稞、打魚，所以幹脆舉薦陸焉識，好在陸焉識是過來人。
我無法得知朱教授如何舉薦我祖父的，但僅僅從這一舉薦導緻我祖父登上主編位置，就可以斷定朱教授如何擺出條條例證，也足以看出朱教授有多麼重大的話語權。
我不知道自那之後我祖父和出版社有過怎樣的讨價還價，出版社居然答應出面把陸家房産的一小部分讨要回來。
那幢三層的小樓的一層在1954年被我祖母抵押出去，變換成厚禮，分送給一個個可能讓政府改主意，把我祖父從死囚名單上劃掉的人。
我祖父活着走下刑場之後，我祖母為了念政府和人民的好，把剩下的兩層樓捐給了政府和人民。
後來發生的一系列大事件證明了我祖母馮婉喻有着先知的英明：一次次政治運動和社會變遷假如能使那房産幸免，到了“文革”是無論如何也保不住的。
終究要失去的東西，不如主動失去。
能夠主動地丢失便是施者。
怎麼辦呢？不這樣施舍，
此後她再也不肯見任何人，除了她的小女兒馮丹珏。
她和丹珏的公寓就是她的炮樓，她在裡面抵抗任何給她包辦婚姻的人。
這樣的母女告别令我的大姑馮丹瓊好不凄涼。
她提前結束了故國重遊，帶着幾個孩子回美國了。
離去之前，她總是用一句話安慰她自己：“我會把姆媽接到美國去的。
”她把這句話重複了很多遍，一想到她将會忍受怎樣的思念之苦，就把這句話拿出來念叨。
她内心分裂出兩個人來，一個年長一個年幼，幼者一傷心鬧騰，長者便拿好話來哄，不必考慮兌現，隻要哄出暫時的甯靜就好。
我的叔祖父陸焉得兩口子在那場晚宴之後也變得無心無緒，自我敷衍地把上海逛了一遍，“不逛說不過去”的那種逛法。
對他們來說，玉佛寺、城隍廟、國際飯店、大世界……一切都大不如從前，髒了，破舊了，留着無産者們的不敬和冒犯，唯物論信徒們對物質的毀滅欲讓他們寒心地搖頭。
最傷他們心的是，軟語漫笑的上海人沒了；無論朝哪個方向扭過你的臉，你都和冷漠或牢騷或仇恨照面。
每個人都是牢裡牢騷地行走或說話，他們的牢騷似乎都是你引發的。
因此焉得兩口子不跟上海人計較了，在馮丹瓊祖孫幾人離開上海的第二天，也回比利時去了。
他們行前都沒有跟我祖母告别。
因為我小嬢孃怕進一步刺激她母親，引出又一個病情飛躍，勸阻了他們。
我祖父陸焉識一直沉默。
沉默得奇怪。
他的沉默也是一座炮樓，替他守衛着他思維的持續性，讓他完成他回憶錄和書信集的最後章節。
他的沉默一直持續到1984年冬天。
那個冬天發生了一件事：我祖父不知怎樣被重新發掘，領導一本漢英大詞典的編輯工作。
我在他屋裡（曾經是我的卧室）看到了那封聘書以及跟聘書一塊寄來的便箋。
便箋說：“……朱教授一再請我代問您好。
他因為類風濕暫時不能回國……”我是這樣推演的：這位身在美國的朱教授熱烈推薦了我祖父。
他是我祖父的學弟，深知陸焉識的學識，也了解他揣着那樣的學識在大荒草漠上種青稞、打魚，蹉跎二十多年。
我接下去的推演是：出版社在決定編輯這本大詞典時首先是請美國著名漢學家朱教授來挂帥的，但朱教授像所有海外遊子一樣，聽了太多的幾乎千篇一律的陸焉識式的故事，怕自己一旦回國也會像陸焉識一樣去種青稞、打魚，所以幹脆舉薦陸焉識，好在陸焉識是過來人。
我無法得知朱教授如何舉薦我祖父的，但僅僅從這一舉薦導緻我祖父登上主編位置，就可以斷定朱教授如何擺出條條例證，也足以看出朱教授有多麼重大的話語權。
我不知道自那之後我祖父和出版社有過怎樣的讨價還價，出版社居然答應出面把陸家房産的一小部分讨要回來。
那幢三層的小樓的一層在1954年被我祖母抵押出去，變換成厚禮，分送給一個個可能讓政府改主意，把我祖父從死囚名單上劃掉的人。
我祖父活着走下刑場之後，我祖母為了念政府和人民的好，把剩下的兩層樓捐給了政府和人民。
後來發生的一系列大事件證明了我祖母馮婉喻有着先知的英明：一次次政治運動和社會變遷假如能使那房産幸免，到了“文革”是無論如何也保不住的。
終究要失去的東西，不如主動失去。
能夠主動地丢失便是施者。
怎麼辦呢？不這樣施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