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夜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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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我祖父的加刑，我從他的回憶錄上了解的情況是這樣的――
1954年夏天，上海有個叫江帆的區公安局長被捕了。
具體罪行模糊，抽象罪行是涉嫌軍統。
具體證據也模糊，但模糊證據是“有人”密報。
當時叫做“有人”的證人到處都是，很有信用，也很受重用。
江帆的被捕導緻了江帆曾經着手辦理的所有案子的重審。
其實不是重審，就是推翻。
既然江帆本人是軍統嫌疑，在1951年的“鎮反”1954年的“肅反”的量刑時，必然會包庇所有反革命――很邏輯的推理。
1954年11月15日那天被宣布刑期的犯人絕大部分被加刑，死緩于是成為死刑，無期加成死緩。
“陸焉識，改判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 陸焉識立刻大聲回嘴：“等一等，你們加刑這麼随便啊？！” 接下去是一場辯論，在陸焉識的卷宗裡被叫做“大鬧法庭”。
陸焉識請坐在法官位置上的幾位告訴他，這次加刑加到了二十五年，那麼以後還會不會再加。
假如現在給他加刑的某位首長在将來又涉嫌中統、軍統或其他舊政府部門，又要推翻現在的改判，那麼二十五年就還會加上去，給他加到死刑也是可能的。
監獄當局的幹部問陸焉識是不是不服審判，不服是可以上訴的。
陸焉識表示自己絕不上訴，因為就他所知，所有上訴的犯人都沒再回到監獄來。
他的要求很簡單，就是請執法負責人在這次的加刑宣判書上簽上名，蓋上法院公章，注上一行字：“永不加判。
”否則想改判就改判，想加刑就加刑，出爾反爾，沒人對他自己行使的法律權力和造成的法律後果負責，這不成了草菅人命？ 過了幾個禮拜，加刑的宣布又來了：“陸焉識，死刑。
十天内可以向本庭提出申訴。
” 我祖父一輩子沒發過脾氣，那次可是有點瘋了，咆哮起來，說幾個月前他還期待舊制度被新制度替代，期待理性和法律會被新制度帶來，現在他徹徹底底地失望了。
那是很書生腔的話，盡管是咆哮出來的。
咆哮的同時，陸焉識的眼淚下成了急雨。
後來他一直為自己當時的書生腔發臊。
後來他也明白，自己的眼淚不是像烈士那樣激昂出來的，是給吓出來的；給“死刑”二字吓出來的。
這次他沒有放棄上訴。
上訴是他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敗訴當然是可以想見的。
同時上訴也被看成是進一步“不服審判，與人民政府為敵”。
陸焉識是在1954年12月3日被作為重刑犯押到監獄的底層的。
似乎是地下室。
他的回憶錄并沒有細寫環境，因為擔憂婉喻在閱讀時精神承受能力是否足夠。
所謂的重刑犯人就是死刑和死緩犯人。
但處死要一批批來，刑場的安排問題，行刑人員、行刑彈藥的調配，刑場安全保衛的策劃，以及各單位觀刑代表的組織，都需要一些時間統一運籌，所以行刑不能像割草那麼痛快，機槍一響，割倒一片。
死刑犯們不知道行刑的秩序是怎麼排的，每個人都可能今天被帶到審判大會，然後直接帶到刑場。
偶爾有一兩次，被帶到審判大會會場的人又被帶回來了幾個，似乎是因為行刑人員和死刑犯的人數搭配給弄錯了，但真實的原因是個謎。
更是偶然地，一些被帶回來的死刑犯最後又被減刑了。
陸焉識和同監号的重刑犯們都準備好一套體面衣服和鞋襪，時刻準備自己的名字在走廊上被叫響。
陸焉識為自己準備的是一套深藍的三件套西裝，是弟弟焉得送給他的，恰好也是他被捕那天身上穿的。
被捕那天傍晚，他穿戴完畢，正要出門去參加一個學術方面的酒會。
除了西裝，他手腕上還帶着婉喻的禮物，那塊白金歐米茄，領帶和藍寶石領帶夾是韓念痕送的。
那張全家福小照，是婉喻第一次探望時帶給他的，框在橢圓形的袖珍玳瑁相框裡，現在被放入了西裝胸前的内兜。
每天晚飯後，重刑犯人們都卷上自己的鋪蓋，把所有屬于自己的東西都卷在被褥裡，拖着重鐐攀登到頂層五樓。
五樓全
具體罪行模糊，抽象罪行是涉嫌軍統。
具體證據也模糊，但模糊證據是“有人”密報。
當時叫做“有人”的證人到處都是，很有信用，也很受重用。
江帆的被捕導緻了江帆曾經着手辦理的所有案子的重審。
其實不是重審，就是推翻。
既然江帆本人是軍統嫌疑，在1951年的“鎮反”1954年的“肅反”的量刑時，必然會包庇所有反革命――很邏輯的推理。
1954年11月15日那天被宣布刑期的犯人絕大部分被加刑，死緩于是成為死刑，無期加成死緩。
“陸焉識，改判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 陸焉識立刻大聲回嘴：“等一等，你們加刑這麼随便啊？！” 接下去是一場辯論，在陸焉識的卷宗裡被叫做“大鬧法庭”。
陸焉識請坐在法官位置上的幾位告訴他，這次加刑加到了二十五年，那麼以後還會不會再加。
假如現在給他加刑的某位首長在将來又涉嫌中統、軍統或其他舊政府部門，又要推翻現在的改判，那麼二十五年就還會加上去，給他加到死刑也是可能的。
監獄當局的幹部問陸焉識是不是不服審判，不服是可以上訴的。
陸焉識表示自己絕不上訴，因為就他所知，所有上訴的犯人都沒再回到監獄來。
他的要求很簡單，就是請執法負責人在這次的加刑宣判書上簽上名，蓋上法院公章，注上一行字：“永不加判。
”否則想改判就改判，想加刑就加刑，出爾反爾，沒人對他自己行使的法律權力和造成的法律後果負責，這不成了草菅人命？ 過了幾個禮拜，加刑的宣布又來了：“陸焉識，死刑。
十天内可以向本庭提出申訴。
” 我祖父一輩子沒發過脾氣，那次可是有點瘋了，咆哮起來，說幾個月前他還期待舊制度被新制度替代，期待理性和法律會被新制度帶來，現在他徹徹底底地失望了。
那是很書生腔的話，盡管是咆哮出來的。
咆哮的同時，陸焉識的眼淚下成了急雨。
後來他一直為自己當時的書生腔發臊。
後來他也明白，自己的眼淚不是像烈士那樣激昂出來的，是給吓出來的；給“死刑”二字吓出來的。
這次他沒有放棄上訴。
上訴是他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敗訴當然是可以想見的。
同時上訴也被看成是進一步“不服審判，與人民政府為敵”。
陸焉識是在1954年12月3日被作為重刑犯押到監獄的底層的。
似乎是地下室。
他的回憶錄并沒有細寫環境，因為擔憂婉喻在閱讀時精神承受能力是否足夠。
所謂的重刑犯人就是死刑和死緩犯人。
但處死要一批批來，刑場的安排問題，行刑人員、行刑彈藥的調配，刑場安全保衛的策劃，以及各單位觀刑代表的組織，都需要一些時間統一運籌，所以行刑不能像割草那麼痛快，機槍一響，割倒一片。
死刑犯們不知道行刑的秩序是怎麼排的，每個人都可能今天被帶到審判大會，然後直接帶到刑場。
偶爾有一兩次，被帶到審判大會會場的人又被帶回來了幾個，似乎是因為行刑人員和死刑犯的人數搭配給弄錯了，但真實的原因是個謎。
更是偶然地，一些被帶回來的死刑犯最後又被減刑了。
陸焉識和同監号的重刑犯們都準備好一套體面衣服和鞋襪，時刻準備自己的名字在走廊上被叫響。
陸焉識為自己準備的是一套深藍的三件套西裝，是弟弟焉得送給他的，恰好也是他被捕那天身上穿的。
被捕那天傍晚，他穿戴完畢，正要出門去參加一個學術方面的酒會。
除了西裝，他手腕上還帶着婉喻的禮物，那塊白金歐米茄，領帶和藍寶石領帶夾是韓念痕送的。
那張全家福小照，是婉喻第一次探望時帶給他的，框在橢圓形的袖珍玳瑁相框裡，現在被放入了西裝胸前的内兜。
每天晚飯後，重刑犯人們都卷上自己的鋪蓋，把所有屬于自己的東西都卷在被褥裡，拖着重鐐攀登到頂層五樓。
五樓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