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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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邃而抽象。
開門的是婉喻，大衛說他不進來了，請焉識出去一下。
焉識和他走到夜晚的上海馬路上，剛要大發牢騷，大衛·韋突然揪住焉識的圍脖。
“是你告發我的！”大衛·韋用英文說。
焉識愣了一下，這樣忘恩負義的人不像真實的，像個噩夢。
他用曾經打闆球、打馬球、打籃球的臂膀推開了他，一面用英文說：“我現在就去告發你，否則我白白丢掉一份薪水！” 大衛的眼鏡被一個趔趄颠到了腮幫上。
大衛總是或多或少地缺一些理性，總在為着什麼狂熱或激動或陶醉或憤怒，因此臉上總帶一層油汗，無論多麼吃不起油葷。
焉識覺得為丢掉一份薪水患得患失不夠上流，繼續用英文說：“你欺瞞我，躲進我們學校，讓一個無辜的老太太差一點出生命危險。
革命我不反對，但是革命者認為他的命比百姓的命更值錢，碰到性命攸關的時候就拿百姓犧牲，我不能跟這樣的革命者來往。
” 焉識說着，調過身往家走。
大衛追上他，叫焉識别抵賴。
焉識告訴大衛，從現在起，就算他們倆從來不認識，請大衛以後不要再出現在他生活裡，否則他就真的去報警。
大衛對着焉識離去的背影說，等一等。
焉識才不“等一等”。
大衛小跑跟上來，啟示錄一般地用英文說：“不站到革命一邊來是會完蛋的。
全中國要解放了，國民黨就要倒台了！” “那好啊。
國民黨倒了台，新的政府至少會少一點特務，多一點理性和法律。
”焉識說。
三個月後，南京解放前夕，皮埃爾回來了。
焉識請比利時大使館去上海各個監獄查詢，無論皮埃爾是否活着，總該弄清個去向。
被釋放的皮埃爾皮包骨頭，神情恍惚，一看就是知道了厲害、好歹，而這種知悟讓他感覺非常敗興。
在大伯伯遞給他一張船票時，他露出“可熬到頭了”的神色。
起航在第二天下午。
第二天上午，焉識寫完一段文章從書房裡出來，見皮埃爾的皮箱打理得整整齊齊，人卻不見了。
婉喻告訴他，皮埃爾到外面去買點東西，作為紀念品送給同學。
午飯之前皮埃爾回到家，卻兩手空空，焉識明白，他早上是打着買紀念品的幌子出去辦另一件事的。
午餐等在八仙桌上，豐盛地等着皮埃爾的啟程時刻到來。
焉識為了侄子四體齊全地回到他父母懷抱喝了一杯婉喻燒菜用的劣等黃酒。
“伯伯，我上午出去，順便跟韋叔叔告了别。
”到底是對自由民主信賴慣了的孩子，選擇了不隐瞞。
當着婉喻和表兄表妹的面，他用法文跟焉識坦白。
焉識表示可以理解。
他趕緊把話題繞開，不想讓皮埃爾知道自己對大衛·韋的反感。
“韋叔叔對你，有些成見。
你們應該敞開來談一談。
” 皮埃爾生長在國外，覺得什麼都是可以敞開來說清楚。
教給他怎樣閱讀中國人，已嫌太晚；他已經二十歲了。
二十歲一個中國男人，應該可以不動聲色地防禦，甚至進攻，不露痕迹地交換利益甚至勾當，隻要不被抓住永遠不算作弊。
二十歲，他應該習慣了人的那種淡淡的無恥，把它當成是正常的人味。
而告訴皮埃爾這些，太晚了，他傻乎乎的誠實，以及對民主自由的天真信心，已經成形了，而誰又忍心毀掉他的誠實和天真呢？ 焉識很高興自己不必花工夫重塑一個皮埃爾；他馬上要離開上海了。
就讓他去千差萬錯地理解他的血緣發源地的種種事物和變化吧，就讓他給予這些事物和變化千差萬錯的喜和怒吧。
皮埃爾離去後不久，解放軍幾乎不遇任何抵抗地攻向上海，國民黨軍向後跑總是神速，沿途都是被放棄的建築精良的工事。
就像1937年日軍幾乎不遇任何抵抗地從上海一路攻向南京，德國人替國民黨軍設計和建造的一座座鋼筋水泥工事都嶄新地被遺棄。
五月，上海也解放了。
在上海解放之前的一個禮拜，焉識曾經任教的大學來了個年輕人，找到焉識家裡。
年輕人姓張，用一口蘇北話告訴焉識，一旦上海解放，學校希望焉識能立刻回去繼續當教授。
姓張的客人比皮埃爾大不了幾歲，最多二十四五歲，他不屬于焉識認識的那類人；上海社會裡，焉識在自己同胞身上預期的那種猶如體嗅般淡淡的無恥，在這年輕人身上不存在。
焉識第一次遇見這樣的人，成熟，質樸，粗中有細，一身都是新鮮的活力。
他說他了解焉識在重慶是怎樣失去教職的，又怎樣被國民黨特務關押了兩年。
等大學被接管後，一切被國民黨迫害過的教師學生學校都會還予公正。
上海解放之後的一個禮拜，米價和食品價格漸漸穩定。
戴禮帽的鬼祟便衣們不見了，到處都是光明正大、操步過市的解放軍。
焉識回到學校，開始準備上課
開門的是婉喻，大衛說他不進來了，請焉識出去一下。
焉識和他走到夜晚的上海馬路上，剛要大發牢騷，大衛·韋突然揪住焉識的圍脖。
“是你告發我的！”大衛·韋用英文說。
焉識愣了一下，這樣忘恩負義的人不像真實的，像個噩夢。
他用曾經打闆球、打馬球、打籃球的臂膀推開了他，一面用英文說：“我現在就去告發你，否則我白白丢掉一份薪水！” 大衛的眼鏡被一個趔趄颠到了腮幫上。
大衛總是或多或少地缺一些理性，總在為着什麼狂熱或激動或陶醉或憤怒，因此臉上總帶一層油汗，無論多麼吃不起油葷。
焉識覺得為丢掉一份薪水患得患失不夠上流，繼續用英文說：“你欺瞞我，躲進我們學校，讓一個無辜的老太太差一點出生命危險。
革命我不反對，但是革命者認為他的命比百姓的命更值錢，碰到性命攸關的時候就拿百姓犧牲，我不能跟這樣的革命者來往。
” 焉識說着，調過身往家走。
大衛追上他，叫焉識别抵賴。
焉識告訴大衛，從現在起，就算他們倆從來不認識，請大衛以後不要再出現在他生活裡，否則他就真的去報警。
大衛對着焉識離去的背影說，等一等。
焉識才不“等一等”。
大衛小跑跟上來，啟示錄一般地用英文說：“不站到革命一邊來是會完蛋的。
全中國要解放了，國民黨就要倒台了！” “那好啊。
國民黨倒了台，新的政府至少會少一點特務，多一點理性和法律。
”焉識說。
三個月後，南京解放前夕，皮埃爾回來了。
焉識請比利時大使館去上海各個監獄查詢，無論皮埃爾是否活着，總該弄清個去向。
被釋放的皮埃爾皮包骨頭，神情恍惚，一看就是知道了厲害、好歹，而這種知悟讓他感覺非常敗興。
在大伯伯遞給他一張船票時，他露出“可熬到頭了”的神色。
起航在第二天下午。
第二天上午，焉識寫完一段文章從書房裡出來，見皮埃爾的皮箱打理得整整齊齊，人卻不見了。
婉喻告訴他，皮埃爾到外面去買點東西，作為紀念品送給同學。
午飯之前皮埃爾回到家，卻兩手空空，焉識明白，他早上是打着買紀念品的幌子出去辦另一件事的。
午餐等在八仙桌上，豐盛地等着皮埃爾的啟程時刻到來。
焉識為了侄子四體齊全地回到他父母懷抱喝了一杯婉喻燒菜用的劣等黃酒。
“伯伯，我上午出去，順便跟韋叔叔告了别。
”到底是對自由民主信賴慣了的孩子，選擇了不隐瞞。
當着婉喻和表兄表妹的面，他用法文跟焉識坦白。
焉識表示可以理解。
他趕緊把話題繞開，不想讓皮埃爾知道自己對大衛·韋的反感。
“韋叔叔對你，有些成見。
你們應該敞開來談一談。
” 皮埃爾生長在國外，覺得什麼都是可以敞開來說清楚。
教給他怎樣閱讀中國人，已嫌太晚；他已經二十歲了。
二十歲一個中國男人，應該可以不動聲色地防禦，甚至進攻，不露痕迹地交換利益甚至勾當，隻要不被抓住永遠不算作弊。
二十歲，他應該習慣了人的那種淡淡的無恥，把它當成是正常的人味。
而告訴皮埃爾這些，太晚了，他傻乎乎的誠實，以及對民主自由的天真信心，已經成形了，而誰又忍心毀掉他的誠實和天真呢？ 焉識很高興自己不必花工夫重塑一個皮埃爾；他馬上要離開上海了。
就讓他去千差萬錯地理解他的血緣發源地的種種事物和變化吧，就讓他給予這些事物和變化千差萬錯的喜和怒吧。
皮埃爾離去後不久，解放軍幾乎不遇任何抵抗地攻向上海，國民黨軍向後跑總是神速，沿途都是被放棄的建築精良的工事。
就像1937年日軍幾乎不遇任何抵抗地從上海一路攻向南京，德國人替國民黨軍設計和建造的一座座鋼筋水泥工事都嶄新地被遺棄。
五月，上海也解放了。
在上海解放之前的一個禮拜，焉識曾經任教的大學來了個年輕人，找到焉識家裡。
年輕人姓張，用一口蘇北話告訴焉識，一旦上海解放，學校希望焉識能立刻回去繼續當教授。
姓張的客人比皮埃爾大不了幾歲，最多二十四五歲，他不屬于焉識認識的那類人；上海社會裡，焉識在自己同胞身上預期的那種猶如體嗅般淡淡的無恥，在這年輕人身上不存在。
焉識第一次遇見這樣的人，成熟，質樸，粗中有細，一身都是新鮮的活力。
他說他了解焉識在重慶是怎樣失去教職的，又怎樣被國民黨特務關押了兩年。
等大學被接管後，一切被國民黨迫害過的教師學生學校都會還予公正。
上海解放之後的一個禮拜，米價和食品價格漸漸穩定。
戴禮帽的鬼祟便衣們不見了，到處都是光明正大、操步過市的解放軍。
焉識回到學校，開始準備上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