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五章
關燈
小
中
大
室，一間作起坐，房門上貼出一條梅紅長箋，大書“欽派圓明園工程監督李寓”，命李貴在跟别人談到他時，稱為“欽差”。
又弄了幾口大皮箱，裡面不知道裝的什麼東西，外面貼着“奉旨采辦圓明園木植李”的銜條，放在起坐間裡，進門客人，一望而知。
同時雇了一頂綠呢大轎，每天穿起公服，戴一副大墨晶眼鏡，招搖過市。
這一下，立刻便有人來兜生意，因為兩廣總督衙門和粵海關有圓明園工的“傳辦事件”，是香港商場都知道的，所以都不疑李光昭假冒。
談生意照例先拜會，後邀宴，有此一番酬酢，才講到正題，李光昭便天高皇帝遠地大吹特吹，提到木植，說是既買洋木，便得跟洋商直接打交道，免得中間剝削。
别人不知道他是騙慣了洋商的，都當他精明能幹，便真的替他找洋商的路子。
結果找到一個法國人，名叫安奇，一談之下，十分契合。
李光昭決定買三萬尺的洋木，談好價錢，要付定金的時候，李光昭連連冷笑，說是象這樣的生意，隻有買主先孝敬經手人的，如何先要定金？大清皇帝買洋木，還怕少了他的價款？等木植運到天津，驗明貨樣，自然照價發款，内務府辦事的規制一向如此。
于是簽了約。
自然，安奇有安奇的打算。
安奇在中國已有多年，但運氣不好，經商疊遇風險，在廣州和香港，欠下了好些債，能有這筆大生意，可以一蘇涸轍，所以格外遷就。
至于李光昭的來曆，他雖也懷疑，卻認為不緻遭受任何損失，因為他對中國的官場，極其了解，天津教案發生時，曾親曆其境，看透了中國人辦洋務，隻講保住虛面子，暗地裡多大的虧都肯吃的。
如今李光昭所簽的約，有“圓明園李監督代表大清皇帝立約”字樣，果然屬實，則等貨到天津，一經驗收，不怕拿不到錢，倘或假冒，則可請求領事提出交涉，一口咬定大清皇帝悔約。
他深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是最會做官的，必不肯為了上十萬銀子，鬧出大清皇帝悔約的糾紛，贻笑列國，顔面不保。
在李光昭，也有一個如意算盤。
他在廣州的時候，已經知道圓明園工程欲罷不能，而最困難的是，缺乏木料，慈禧太後萬壽期近，需求甚亟，隻要有一船洋木到了天津，不怕内務府的人不聽自己的話。
他預備這樣說：洋木總值是三十萬，自己答應過報效十萬銀子，扣除以外，應找二十萬兩。
付掉安奇的價款，起碼還能多十萬銀子。
拿這筆錢在吏部加捐一個“大花椽”，把沒有“部照”的候選知府，弄成個真的，等獎叙的旨意下來，再打點打點，搞個“不論雙單月”，遇缺盡先補的名堂，然後走路子指明分發到湖北，那就揚眉吐氣了。
兩個人各有打算，彼此湊合，簽下了一紙英文的合同。
安奇認為照商場的慣例，不付定金，合同無效，堅持要“意思，意思”，那怕一塊錢都行。
李光昭倒也慷慨，付了十塊銀光閃亮的墨西哥鷹洋。
合同很簡單，口頭談得詳細。
安奇表示他在小呂宋有人替他辦貨，由香港打電報到加爾各答，再由倫敦轉到小呂宋，至多半個月工夫，貨色就可運到香港，然後一起随船到天津，交貨領價。
這筆交易一做，李光昭成了香港商場上的知名人物，有人想做内務府的生意；有人想捐官；有人為打官司準備“京控”要找路子，都來拜托。
李光昭來者不拒，無不拍胸保證，一定幫忙。
于是有人為他惠客棧的帳，有人送“程儀”，真有如魚得水，左右逢源之樂。
那知樂極生悲，就在洋木将到香港的前一天，安奇喝酒大醉，在九龍到香港的渡船上，失足落海，等撈救上船，已經一命嗚呼，債主聞訊齊集，分掉了那一船洋木。
李光昭得到信息，大驚失色，趕到安奇的洋行裡去打聽，得知大家分配洋木抵償債務的經過，還想挽救，勸安奇的債主們，仍舊把洋木運到天津，照約行事，保證所得到的現款，比此刻瓜分木料來得劃算。
無奈合同的一方已經亡故，契約責任，自然歸于消滅，倘或出了糾紛，打官司不能傳安奇到案，必輸無疑。
所以任令李光昭說得舌敝唇焦，大家隻是搖頭不允。
這一下害得李光昭進退維谷，大為狼狽。
繞室徘徊了一夜，終于恍然大悟，“安奇死了，還有别人。
洋商不曾死絕，何妨照樣再來一次！”他欣喜地自語着，“對！就是這麼辦。
” 這一次找到的也是一個法商，名叫勃威利，洋行設在福州，因而談妥了便到福州去簽約。
勃威利專門經營木材，在中國的業務，委托福州美商旗昌洋行代理，所以這張合同，亦由旗昌洋行出面代訂，勃威利連帶簽署負責。
合同中載明訂購洋木三船，共計三萬五千英尺，連運費在内，每尺銀圓一元五角五分，總計五萬四千二百五十元，在三十天内運到天津，立即驗收給價，每船每遲延一日，津貼泊船費用五十元。
至于定金，照安奇的成例，隻付了十塊鷹洋。
辦好手續，李光昭攜帶英文合約和木樣，坐海輪北上，一到天津，先禀呈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根據内務府奏準的原案，請求饬令天津海關，免稅放行，一面向内務府呈報，說是“親自航海，運來大木，将抵天津大沽，請派員點收”，同時附呈木樣。
至于木植數量價格，李光昭因為京中官員不懂英尺大小，也不曉得洋木價格，索性濫報，說第一船洋木共有五萬五千五百餘洋尺，總值三十萬兩。
正好，兩廣總督瑞麟，亦專差解到一批洋木的木樣，擺在内務府内，看着能否合用，如果合用，“即行購買運解”，内務府的官員，拿李光昭的木樣，放在一起驗看，認為統通合用，分呈奏報皇帝“請旨”。
對廣東的處置，比較簡單，隻是說明情形，請旨饬令兩廣總督、廣東巡撫，迅速購辦，解運進京。
關于李光昭的那一部分，卻有些疑問，因為有懂洋木行情的，說洋尺比中國的“三元尺”來得小，而五萬五千多洋尺的木植，也不須三十萬銀子。
因此，内務府大臣決定請旨“饬下直督，就近派員，按李光昭所禀根件數目尺寸，驗收造冊咨送臣衙門，一面由該督迅速設法，運赴圓明園工程處查收，再由臣等查驗，是否與所報相符，核實估計價值，奏明請旨，格外恩施，以昭激勵。
” 這樣做法，另有深意，首先是一筆運費，着落在李鴻章身上，不管他将來如何報銷，内務府可以不必花錢。
再是在李光昭身上留下一個伏筆，就憑“核實估計價值”這句話，就有許多好處。
皇帝自然“依議”。
于是内務府抄錄原奏及李光昭的原呈，辦公文咨請直隸總督衙門照辦。
經此周折，已是一個月過去，勃威利運到天津的第一船洋木，已經在碼頭上停泊了二十天，而且洋商跟勃威利已經發生糾紛了。
在福州，李光昭可以吹得天花亂墜，一到天津，不見碼頭上有任何官員，來照料這批由大清皇帝派人代表立約訂購的木料，押運的洋商，便起疑心。
催着李光昭收貨給價，李光昭隻是支吾敷衍，幾天以後，連他的人影子都見不到了，于是向美國駐天津領事署申訴，提出交涉。
就在這時候，神武門出了一個亂子，皇帝微服遊幸，日暮歸來，拉車的一匹馬不知怎麼受了驚吓，由神武門狂奔入宮，直到景運門，才經守衛宮門的護軍攔住。
這件事被當作新聞一傳，皇帝的荒唐行徑，連帶地也播傳人口了。
李鴻藻忍無可忍，決定犯顔直谏，而造膝密陳，因為體制攸關，畢竟不能暢所欲言，所以親自繕了一通密折，當面遞給皇帝。
李鴻藻跟皇帝是師生的情誼，十三年來，除卻母喪守制那三年，幾于無日不見。
所以皇帝的性情如何，隻有他最了解。
外和而内剛，好面子，重感情，秉性又極其機敏，谏勸之道，隻有相機開陳，或者取瑟而歌，暗中譬喻。
這年會試，李鴻藻以副主考入闱，第三場文題：“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以及試貼詩，“賦得無逸圖，得勤字五言八韻”的題目，就出于他所拟，而意在諷勸。
此刻所上的密折，措詞仍是淺明而宛轉。
首先引用上年皇帝親政，兩宮太後在養心殿召見親貴大臣，面谕輔助皇帝，知無不言的訓谕，作為建言的根據，接着便“瀝陳愚悃”，說的是： “伏思皇上親政以來，一年有餘矣！刻下之要務，不可不亟講求者，仍不外讀書、勤政二端，敢為我皇上敬陳之：前數年皇上日禦弘德殿讀書，心志專一，經史記誦甚熟，讀書看折，孜孜讨究，論詩楷法，亦日見精進；近則工夫間斷，每月書房不過數次，且時刻匆促，更難有所裨益，不幾有讀書之名，而無讀書之實乎？夫學問與政事相為表裡，于學問多一分講求，即于政事多一分識見，二者誠不可偏廢也。
伏願我皇上懔遵皇太後懿旨，每日辦事之後，仍到書房，計真讨論，取從前已讀已講之書，逐日溫習，以思其理；未讀未講之書，從容考究，以擴其識，詩論必求其精通，字畫必求其端整。
沉心靜氣，涵養聖德，久而久之，自受益無窮矣。
皇上親政之初，凡仰蒙召對者，莫不謂天禀聰明，清問周至，欽佩同深，氣象為之一振。
迩來各部院值日諸臣，未蒙召見，人心又漸懈矣！鹹豐年間，文宗顯皇帝每日召見多至八九起，誠以中外利弊，非博采旁咨，無以得其詳細也。
若每見不過一二人，每人泛問三數語，則人才之賢否，政事之得失，何由得悉乎？夫臣下之趨向，視朝廷為轉移，皇上辦事早，則諸臣莫敢不早；皇上辦事細，則諸臣莫敢不細！不如是則相率偷安，苟且塞責，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
伏願我皇上仰法祖宗定制，辨色視朝，虛心聽言，實事求是；于披覽章奏之際，必求明其所以然，則事理無不貫通矣。
而又勤求法制，屏無益之遊觀；轸念時艱，省無名之興作。
” 通篇文章，要緊的就是最後這兩句話，但擺在數百言論讀書勤政之道以後，文字就顯得不夠力量。
皇帝看完，不以為忤，卻也沒有擺在心上。
李鴻藻則是一心盼望着，皇帝會虛己以聽，或者召見，或者見諸行動，有改悔的迹象，結果什麼都沒有！自然大感失望。
他所聽到的是許多流言，其中最離奇的一說是，皇帝曾出現在陝西巷，韓家潭一帶，那裡是有名的“八大胡同”，猶如唐朝長安的平康坊，“蘇幫”的“清吟小班”集中之區，豈是萬乘天子所能駐駕的地方？因此，李鴻藻說什麼也不能相信。
然而驚疑莫釋，隻好去請教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榮祿，跟李鴻藻是至交，他由工部侍郎調任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但始終是醇王手下的一員“大将”，負着保護京師的重任。
“有這回事。
”榮祿對李鴻藻無所顧忌，直言相告，“不但到了八大胡同，還有下三濫的地方。
” 李鴻藻大驚失色，話都說不俐落了：“那，那是什麼地方？” 言語便給的榮祿，遲疑未答，因為一則李鴻藻不會知道那些地方，解釋不明白，再則亦真不忍言！想了想，這樣答道：“四哥，你就甭問了！” 李鴻藻心如刀絞，坐在那裡，半晌作聲不得，思潮激蕩之下，擠出一句話來：“怎麼跑到那些地方去了呢？” “不能老逛八大胡同啊！”榮祿答道：“清吟小班是内務府那班闊大爺的天下，多在内廷當過差，全都認得，撞見了怎麼辦？” “你遇見過沒有？” “沒有。
”榮祿答道：“我也不敢！四哥，你想，真要遇見了，我怎麼辦？隻有暗中保護，不敢露一點兒痕迹。
” “唉！”李鴻藻長歎一聲，不知不覺地滾出來兩滴眼淚。
“園工非停不可了！”榮祿面色凝重地說，“日本人居心叵測，如果不免一戰，軍費就很為難，那經得住再興大工？”
又弄了幾口大皮箱，裡面不知道裝的什麼東西，外面貼着“奉旨采辦圓明園木植李”的銜條，放在起坐間裡，進門客人，一望而知。
同時雇了一頂綠呢大轎，每天穿起公服，戴一副大墨晶眼鏡，招搖過市。
這一下，立刻便有人來兜生意，因為兩廣總督衙門和粵海關有圓明園工的“傳辦事件”，是香港商場都知道的，所以都不疑李光昭假冒。
談生意照例先拜會，後邀宴，有此一番酬酢，才講到正題，李光昭便天高皇帝遠地大吹特吹，提到木植，說是既買洋木，便得跟洋商直接打交道，免得中間剝削。
别人不知道他是騙慣了洋商的，都當他精明能幹，便真的替他找洋商的路子。
結果找到一個法國人，名叫安奇，一談之下，十分契合。
李光昭決定買三萬尺的洋木，談好價錢，要付定金的時候，李光昭連連冷笑，說是象這樣的生意，隻有買主先孝敬經手人的，如何先要定金？大清皇帝買洋木，還怕少了他的價款？等木植運到天津，驗明貨樣，自然照價發款，内務府辦事的規制一向如此。
于是簽了約。
自然，安奇有安奇的打算。
安奇在中國已有多年，但運氣不好，經商疊遇風險，在廣州和香港，欠下了好些債，能有這筆大生意，可以一蘇涸轍，所以格外遷就。
至于李光昭的來曆，他雖也懷疑，卻認為不緻遭受任何損失，因為他對中國的官場，極其了解，天津教案發生時，曾親曆其境，看透了中國人辦洋務，隻講保住虛面子，暗地裡多大的虧都肯吃的。
如今李光昭所簽的約，有“圓明園李監督代表大清皇帝立約”字樣，果然屬實，則等貨到天津，一經驗收，不怕拿不到錢，倘或假冒，則可請求領事提出交涉，一口咬定大清皇帝悔約。
他深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是最會做官的，必不肯為了上十萬銀子，鬧出大清皇帝悔約的糾紛，贻笑列國，顔面不保。
在李光昭，也有一個如意算盤。
他在廣州的時候，已經知道圓明園工程欲罷不能，而最困難的是，缺乏木料，慈禧太後萬壽期近，需求甚亟，隻要有一船洋木到了天津，不怕内務府的人不聽自己的話。
他預備這樣說：洋木總值是三十萬，自己答應過報效十萬銀子，扣除以外，應找二十萬兩。
付掉安奇的價款，起碼還能多十萬銀子。
拿這筆錢在吏部加捐一個“大花椽”，把沒有“部照”的候選知府，弄成個真的，等獎叙的旨意下來，再打點打點，搞個“不論雙單月”，遇缺盡先補的名堂，然後走路子指明分發到湖北，那就揚眉吐氣了。
兩個人各有打算，彼此湊合，簽下了一紙英文的合同。
安奇認為照商場的慣例，不付定金，合同無效，堅持要“意思，意思”，那怕一塊錢都行。
李光昭倒也慷慨，付了十塊銀光閃亮的墨西哥鷹洋。
合同很簡單，口頭談得詳細。
安奇表示他在小呂宋有人替他辦貨，由香港打電報到加爾各答，再由倫敦轉到小呂宋，至多半個月工夫，貨色就可運到香港，然後一起随船到天津，交貨領價。
這筆交易一做，李光昭成了香港商場上的知名人物，有人想做内務府的生意；有人想捐官；有人為打官司準備“京控”要找路子，都來拜托。
李光昭來者不拒，無不拍胸保證，一定幫忙。
于是有人為他惠客棧的帳，有人送“程儀”，真有如魚得水，左右逢源之樂。
那知樂極生悲，就在洋木将到香港的前一天，安奇喝酒大醉，在九龍到香港的渡船上，失足落海，等撈救上船，已經一命嗚呼，債主聞訊齊集，分掉了那一船洋木。
李光昭得到信息，大驚失色，趕到安奇的洋行裡去打聽，得知大家分配洋木抵償債務的經過，還想挽救，勸安奇的債主們，仍舊把洋木運到天津，照約行事，保證所得到的現款，比此刻瓜分木料來得劃算。
無奈合同的一方已經亡故，契約責任，自然歸于消滅，倘或出了糾紛，打官司不能傳安奇到案，必輸無疑。
所以任令李光昭說得舌敝唇焦，大家隻是搖頭不允。
這一下害得李光昭進退維谷，大為狼狽。
繞室徘徊了一夜，終于恍然大悟，“安奇死了，還有别人。
洋商不曾死絕，何妨照樣再來一次！”他欣喜地自語着，“對！就是這麼辦。
” 這一次找到的也是一個法商，名叫勃威利，洋行設在福州，因而談妥了便到福州去簽約。
勃威利專門經營木材，在中國的業務，委托福州美商旗昌洋行代理，所以這張合同，亦由旗昌洋行出面代訂，勃威利連帶簽署負責。
合同中載明訂購洋木三船，共計三萬五千英尺，連運費在内，每尺銀圓一元五角五分，總計五萬四千二百五十元，在三十天内運到天津，立即驗收給價，每船每遲延一日，津貼泊船費用五十元。
至于定金，照安奇的成例，隻付了十塊鷹洋。
辦好手續，李光昭攜帶英文合約和木樣，坐海輪北上，一到天津，先禀呈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根據内務府奏準的原案，請求饬令天津海關，免稅放行，一面向内務府呈報，說是“親自航海，運來大木，将抵天津大沽，請派員點收”，同時附呈木樣。
至于木植數量價格，李光昭因為京中官員不懂英尺大小，也不曉得洋木價格，索性濫報，說第一船洋木共有五萬五千五百餘洋尺，總值三十萬兩。
正好，兩廣總督瑞麟，亦專差解到一批洋木的木樣，擺在内務府内，看着能否合用，如果合用，“即行購買運解”，内務府的官員，拿李光昭的木樣，放在一起驗看，認為統通合用，分呈奏報皇帝“請旨”。
對廣東的處置，比較簡單，隻是說明情形，請旨饬令兩廣總督、廣東巡撫，迅速購辦，解運進京。
關于李光昭的那一部分，卻有些疑問，因為有懂洋木行情的，說洋尺比中國的“三元尺”來得小，而五萬五千多洋尺的木植，也不須三十萬銀子。
因此，内務府大臣決定請旨“饬下直督，就近派員，按李光昭所禀根件數目尺寸，驗收造冊咨送臣衙門，一面由該督迅速設法，運赴圓明園工程處查收，再由臣等查驗，是否與所報相符，核實估計價值，奏明請旨，格外恩施，以昭激勵。
” 這樣做法，另有深意，首先是一筆運費，着落在李鴻章身上，不管他将來如何報銷，内務府可以不必花錢。
再是在李光昭身上留下一個伏筆，就憑“核實估計價值”這句話，就有許多好處。
皇帝自然“依議”。
于是内務府抄錄原奏及李光昭的原呈，辦公文咨請直隸總督衙門照辦。
經此周折，已是一個月過去，勃威利運到天津的第一船洋木，已經在碼頭上停泊了二十天，而且洋商跟勃威利已經發生糾紛了。
在福州，李光昭可以吹得天花亂墜，一到天津，不見碼頭上有任何官員，來照料這批由大清皇帝派人代表立約訂購的木料，押運的洋商，便起疑心。
催着李光昭收貨給價，李光昭隻是支吾敷衍，幾天以後，連他的人影子都見不到了，于是向美國駐天津領事署申訴，提出交涉。
就在這時候，神武門出了一個亂子，皇帝微服遊幸，日暮歸來，拉車的一匹馬不知怎麼受了驚吓，由神武門狂奔入宮，直到景運門，才經守衛宮門的護軍攔住。
這件事被當作新聞一傳，皇帝的荒唐行徑，連帶地也播傳人口了。
李鴻藻忍無可忍，決定犯顔直谏，而造膝密陳，因為體制攸關，畢竟不能暢所欲言，所以親自繕了一通密折，當面遞給皇帝。
李鴻藻跟皇帝是師生的情誼，十三年來，除卻母喪守制那三年，幾于無日不見。
所以皇帝的性情如何，隻有他最了解。
外和而内剛，好面子，重感情，秉性又極其機敏，谏勸之道，隻有相機開陳，或者取瑟而歌，暗中譬喻。
這年會試，李鴻藻以副主考入闱，第三場文題：“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以及試貼詩，“賦得無逸圖，得勤字五言八韻”的題目，就出于他所拟，而意在諷勸。
此刻所上的密折，措詞仍是淺明而宛轉。
首先引用上年皇帝親政，兩宮太後在養心殿召見親貴大臣，面谕輔助皇帝，知無不言的訓谕，作為建言的根據，接着便“瀝陳愚悃”，說的是： “伏思皇上親政以來，一年有餘矣！刻下之要務，不可不亟講求者，仍不外讀書、勤政二端，敢為我皇上敬陳之：前數年皇上日禦弘德殿讀書，心志專一，經史記誦甚熟，讀書看折，孜孜讨究，論詩楷法，亦日見精進；近則工夫間斷，每月書房不過數次，且時刻匆促，更難有所裨益，不幾有讀書之名，而無讀書之實乎？夫學問與政事相為表裡，于學問多一分講求，即于政事多一分識見，二者誠不可偏廢也。
伏願我皇上懔遵皇太後懿旨，每日辦事之後，仍到書房，計真讨論，取從前已讀已講之書，逐日溫習，以思其理；未讀未講之書，從容考究，以擴其識，詩論必求其精通，字畫必求其端整。
沉心靜氣，涵養聖德，久而久之，自受益無窮矣。
皇上親政之初，凡仰蒙召對者，莫不謂天禀聰明，清問周至，欽佩同深，氣象為之一振。
迩來各部院值日諸臣，未蒙召見，人心又漸懈矣！鹹豐年間，文宗顯皇帝每日召見多至八九起，誠以中外利弊，非博采旁咨，無以得其詳細也。
若每見不過一二人，每人泛問三數語，則人才之賢否，政事之得失，何由得悉乎？夫臣下之趨向，視朝廷為轉移，皇上辦事早，則諸臣莫敢不早；皇上辦事細，則諸臣莫敢不細！不如是則相率偷安，苟且塞責，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
伏願我皇上仰法祖宗定制，辨色視朝，虛心聽言，實事求是；于披覽章奏之際，必求明其所以然，則事理無不貫通矣。
而又勤求法制，屏無益之遊觀；轸念時艱，省無名之興作。
” 通篇文章，要緊的就是最後這兩句話，但擺在數百言論讀書勤政之道以後，文字就顯得不夠力量。
皇帝看完，不以為忤，卻也沒有擺在心上。
李鴻藻則是一心盼望着，皇帝會虛己以聽，或者召見，或者見諸行動，有改悔的迹象，結果什麼都沒有！自然大感失望。
他所聽到的是許多流言，其中最離奇的一說是，皇帝曾出現在陝西巷，韓家潭一帶，那裡是有名的“八大胡同”，猶如唐朝長安的平康坊，“蘇幫”的“清吟小班”集中之區，豈是萬乘天子所能駐駕的地方？因此，李鴻藻說什麼也不能相信。
然而驚疑莫釋，隻好去請教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榮祿，跟李鴻藻是至交，他由工部侍郎調任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但始終是醇王手下的一員“大将”，負着保護京師的重任。
“有這回事。
”榮祿對李鴻藻無所顧忌，直言相告，“不但到了八大胡同，還有下三濫的地方。
” 李鴻藻大驚失色，話都說不俐落了：“那，那是什麼地方？” 言語便給的榮祿，遲疑未答，因為一則李鴻藻不會知道那些地方，解釋不明白，再則亦真不忍言！想了想，這樣答道：“四哥，你就甭問了！” 李鴻藻心如刀絞，坐在那裡，半晌作聲不得，思潮激蕩之下，擠出一句話來：“怎麼跑到那些地方去了呢？” “不能老逛八大胡同啊！”榮祿答道：“清吟小班是内務府那班闊大爺的天下，多在内廷當過差，全都認得，撞見了怎麼辦？” “你遇見過沒有？” “沒有。
”榮祿答道：“我也不敢！四哥，你想，真要遇見了，我怎麼辦？隻有暗中保護，不敢露一點兒痕迹。
” “唉！”李鴻藻長歎一聲，不知不覺地滾出來兩滴眼淚。
“園工非停不可了！”榮祿面色凝重地說，“日本人居心叵測，如果不免一戰，軍費就很為難，那經得住再興大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