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裴注研究 胡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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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對裴注的評價，楊翼骧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詳細介紹，讀者可以參看。
以上對于裴注的評價反映了傳統史學批評的特點。
評論者大多不能擺脫是與非、優與劣的思維框架。
從史學史的角度來看待裴注，更應關注的是，曆來對史書的注釋都是從名物訓诂的角度着眼的，為什麼裴松之卻要發明出一種新的注釋方式？劉知幾說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達”，[8]章學誠也說：“裴松之依光于陳壽，非緣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
”[9]劉知幾、章學誠雖然都是傳統史學批評的大家，但這些分析卻有失水準，帶有很強的好惡色彩。
所謂“不能自達”、“不足自存”，都是要從注釋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釋。
不帶偏見闡釋裴注出現原因的當首推陳寅恪先生。
陳氏認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響所緻。
他在《支愍度學說考》一文中說：“中土佛典譯出既多，往往同本而異譯，于是有編纂‘合本’以資對比者焉。
”《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異二卷。
”）雲： 說戒者乃曰：僧和集會，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為？衆僧和聚會，悉受無戒！于僧有何事？答：說戒。
僧答言：布薩。
不來者囑授清淨說！諸人者，當說當來之淨！答言：說淨。
陳氏解釋說：“據此，可知本子即母子。
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
其夾注小字，子也。
蓋取别本之義同文異者，列入小注中。
與大字正文互相配拟。
即所謂‘以子從母’，‘事類相對’者也。
”[10]在《讀〈洛陽伽藍記〉書後》一文中，他又進一步發揮說：“裴松之《三國志注》人所習讀，但皆不知其為合本子注之體。
”[11]周一良先生對陳說持懷疑态度。
他在《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說：“裴松之、劉孝标、郦道元的注，多為補遺訂誤，而非字句出入，往往連篇累牍，達千百言。
這與同本異譯簡單明了的情況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與佛家合本子注傳統有何淵源吧？[12] 陳寅恪先生的解釋是從史書編撰的的技術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樣編撰更便于讀者閱讀。
對此，周一良先生的質疑是有力的。
“補遺訂誤”才是裴注的本質所在，這與合本子注似乎沒有什麼關系。
對陳氏觀點也不乏贊成者。
逯耀東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注的意見，并在此基礎上，又試圖通過經學與史學的區别來解釋裴注的産生。
他的基本思想是，傳統注釋方法與裴注的不同在于一是經注、一是史注。
這主要是受到了錢大昭的啟發。
錢大昭說：“注史與注經不同，注經以明理為宗。
理寓于訓诂，訓诂明而理自見。
注史以達事為主，事不明，訓诂雖精無益也。
”[13]逯耀東就此說道：“因此，明理與達事是經注與史注的基本區分。
‘達事’是更進一步叙述曆史的真相。
”[14]他又說：“由經注的義理闡釋，轉向曆史事實的探讨，是經史分途過程中重要轉變的關鍵。
”[15]衆所周知，魏晉以後，史學逐漸脫離經學而獨立。
以此為背景來解釋經注演變為史注是不錯的，本文也持有同樣的觀點。
但是，僅至于此的泛泛之論還是不夠的，因為裴注以後占據主流地位的史注還是經學式的。
我們當然不能因此說史學與經學又合流了。
圍繞《三國志》及其裴注，實際上可以提出兩個問題，第一，為什麼《三國志》寫得如此簡略？第二，為什麼裴松之要不避繁瑣征引那樣多的史籍？ 有一種意見認為，陳壽所見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國志》寫得簡略。
[16]這種意見有一定道理，因為裴注中所征引的許多書在陳壽寫《三國志》時确實還沒有問世。
但這樣解釋也有問題，因為畢竟還有些書是陳壽有可能見到的。
陳壽撰寫《三國志》在西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吳之後。
據楊翼骧先生《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所列，在此之前，專記三國曆史的史書如王沈《魏書》、韋昭《吳書》，魚豢《魏略》、《典略》已經問世。
此外，如趙岐的《三輔決錄》、謝承的《後漢書》、王粲的《漢末英雄記》、司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
《三國志》的成書年代，史無明文，楊翼骧先生書編于太康六年下。
案語說明道：“考《三國志》卷48《孫?傳》雲‘?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三月集于京邑。
五年，?死于洛陽。
’此為《三國志》中記事最晚之一條，則陳壽着成全書必在太康五年孫?死後，故編于本年。
”據同書，着有《帝王世紀》、《高士傳》的皇甫谧卒于太康三年。
陳壽寫《三國志》時見到皇甫谧書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以上這些書裴注中都征引了。
據《三國志人名索引》附錄《三國志裴注引書索引》，裴注引用《魏書》一百九十條、《魏略》一百七十九條、《典略》四十九條、《吳書》一百一十九條、《三輔決錄》九條、《後漢書》十二條、《英雄記》六十九條、[17]《九州春秋》二十六條、《帝王世紀》一條、《高士傳》六條。
這些材料陳壽應能見到，但他并沒有以此來充實《三國志》，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這個工作。
《三國志》卷21《王粲傳附吳質傳》載文帝與吳質書，近二百字，而裴注詳引《魏略》所載此書，竟多達八百餘字。
裴松之就此解釋說：“臣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
”關于曹魏屯田，據楊翼骧先生統計，《武帝紀》中僅用了“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十三個字來叙述。
在《任峻傳》中又用了“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颍川棗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将。
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廪皆滿”四十一字。
而裴松之在《武帝紀》中引用王沈《魏書》的記載，補充了一百四十七字。
[18]由此看來，對《三國志》的簡略不能隻從陳壽所見材料的多寡這個角度來加以解釋，還必須另想辦法。
裴松之嫌《三國志》寫得簡略，而這樣的意見在他以前是未曾見過的。
《三國志》剛問世時，獲得了一片贊譽聲。
《晉書》卷82《陳壽傳》稱：“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夏侯湛時着《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
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
’其為時所重如此。
”本傳又稱：“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
梁州大中正、尚書郎範頵等上表曰：‘……故治書侍禦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戒，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
願垂采錄。
”東晉時，習鑿齒從正統論的角度對陳壽書以魏為正統的寫法提出異議，在其所着《漢晉春秋》中堅持以以蜀漢為正統。
正統問題是政治問題，從學術的角度仍然不見對《三國志》的批評。
看來，簡略在晉人眼裡是不成問題的，隻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将其視之為缺點。
這就提示我們應當從時代學術風氣變化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大緻說來，從兩漢之際到東晉，先是在經學領域，而後又在史學領域中出現了一種追求簡略的風氣。
而一到南朝則風氣大變，簡略不一定是優點，繁富也不一定是缺陷。
為了說明風氣的轉變，我們先來看看東漢至東晉的情形。
《論衡·效力篇》雲：“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
《後漢書》卷3《章帝紀》載章帝诏書稱：“中元元年诏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
”是知兩漢之際，經學中已經出現了簡化的趨勢。
《後漢書》卷31《孔奮傳》：“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弟奇……作《春秋左氏删》。
”又，《後漢書》卷32《樊宏傳》：宏子“儵删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号樊氏學。
”删減後的“樊氏學”仍然不能使人滿意，于是又有繼續删減者，《後漢書》卷36《張霸傳》：“初，霸以樊儵删《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
”删書不局限于《春秋》一家，《後漢書》卷37《桓榮傳》：“初，榮受朱普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
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
郁複删定為十二萬言。
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桓氏世代所傳為《歐陽尚書》。
《歐陽尚書》除朱普章句外，還有其它流派，《後漢書》卷65《張奂傳》：“奂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
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奂減為九萬言。
”又，《後漢書》卷79下《伏恭傳》：伏恭父“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為二十萬言。
”繼此潮流而來，東漢末年，經學大師鄭玄及荊州學派諸學者仍在從事着此類工作。
《後漢書》卷35《鄭玄傳》傳末範晔論曰：“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異端紛纭，互相詭激。
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
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删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
”又惠棟《後漢書補注》卷17《劉表傳》引《劉鎮南碑》：“君深愍末學遠本離直，乃令諸儒改定五經章句，删?浮辭，芟除煩重。
” 經學是義理之學。
錢大昕說：“有文字而後有诂訓，有诂訓而後有義理。
訓诂者，義理之所由出，非别有義理出乎訓诂之外者也。
以上對于裴注的評價反映了傳統史學批評的特點。
評論者大多不能擺脫是與非、優與劣的思維框架。
從史學史的角度來看待裴注，更應關注的是，曆來對史書的注釋都是從名物訓诂的角度着眼的，為什麼裴松之卻要發明出一種新的注釋方式？劉知幾說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達”，[8]章學誠也說：“裴松之依光于陳壽，非緣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
”[9]劉知幾、章學誠雖然都是傳統史學批評的大家，但這些分析卻有失水準，帶有很強的好惡色彩。
所謂“不能自達”、“不足自存”，都是要從注釋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釋。
不帶偏見闡釋裴注出現原因的當首推陳寅恪先生。
陳氏認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響所緻。
他在《支愍度學說考》一文中說：“中土佛典譯出既多，往往同本而異譯，于是有編纂‘合本’以資對比者焉。
”《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異二卷。
”）雲： 說戒者乃曰：僧和集會，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為？衆僧和聚會，悉受無戒！于僧有何事？答：說戒。
僧答言：布薩。
不來者囑授清淨說！諸人者，當說當來之淨！答言：說淨。
陳氏解釋說：“據此，可知本子即母子。
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
其夾注小字，子也。
蓋取别本之義同文異者，列入小注中。
與大字正文互相配拟。
即所謂‘以子從母’，‘事類相對’者也。
”[10]在《讀〈洛陽伽藍記〉書後》一文中，他又進一步發揮說：“裴松之《三國志注》人所習讀，但皆不知其為合本子注之體。
”[11]周一良先生對陳說持懷疑态度。
他在《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說：“裴松之、劉孝标、郦道元的注，多為補遺訂誤，而非字句出入，往往連篇累牍，達千百言。
這與同本異譯簡單明了的情況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與佛家合本子注傳統有何淵源吧？[12] 陳寅恪先生的解釋是從史書編撰的的技術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樣編撰更便于讀者閱讀。
對此，周一良先生的質疑是有力的。
“補遺訂誤”才是裴注的本質所在，這與合本子注似乎沒有什麼關系。
對陳氏觀點也不乏贊成者。
逯耀東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注的意見，并在此基礎上，又試圖通過經學與史學的區别來解釋裴注的産生。
他的基本思想是，傳統注釋方法與裴注的不同在于一是經注、一是史注。
這主要是受到了錢大昭的啟發。
錢大昭說：“注史與注經不同，注經以明理為宗。
理寓于訓诂，訓诂明而理自見。
注史以達事為主，事不明，訓诂雖精無益也。
”[13]逯耀東就此說道：“因此，明理與達事是經注與史注的基本區分。
‘達事’是更進一步叙述曆史的真相。
”[14]他又說：“由經注的義理闡釋，轉向曆史事實的探讨，是經史分途過程中重要轉變的關鍵。
”[15]衆所周知，魏晉以後，史學逐漸脫離經學而獨立。
以此為背景來解釋經注演變為史注是不錯的，本文也持有同樣的觀點。
但是，僅至于此的泛泛之論還是不夠的，因為裴注以後占據主流地位的史注還是經學式的。
我們當然不能因此說史學與經學又合流了。
圍繞《三國志》及其裴注，實際上可以提出兩個問題，第一，為什麼《三國志》寫得如此簡略？第二，為什麼裴松之要不避繁瑣征引那樣多的史籍？ 有一種意見認為，陳壽所見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國志》寫得簡略。
[16]這種意見有一定道理，因為裴注中所征引的許多書在陳壽寫《三國志》時确實還沒有問世。
但這樣解釋也有問題，因為畢竟還有些書是陳壽有可能見到的。
陳壽撰寫《三國志》在西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吳之後。
據楊翼骧先生《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所列，在此之前，專記三國曆史的史書如王沈《魏書》、韋昭《吳書》，魚豢《魏略》、《典略》已經問世。
此外，如趙岐的《三輔決錄》、謝承的《後漢書》、王粲的《漢末英雄記》、司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
《三國志》的成書年代，史無明文，楊翼骧先生書編于太康六年下。
案語說明道：“考《三國志》卷48《孫?傳》雲‘?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三月集于京邑。
五年，?死于洛陽。
’此為《三國志》中記事最晚之一條，則陳壽着成全書必在太康五年孫?死後，故編于本年。
”據同書，着有《帝王世紀》、《高士傳》的皇甫谧卒于太康三年。
陳壽寫《三國志》時見到皇甫谧書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以上這些書裴注中都征引了。
據《三國志人名索引》附錄《三國志裴注引書索引》，裴注引用《魏書》一百九十條、《魏略》一百七十九條、《典略》四十九條、《吳書》一百一十九條、《三輔決錄》九條、《後漢書》十二條、《英雄記》六十九條、[17]《九州春秋》二十六條、《帝王世紀》一條、《高士傳》六條。
這些材料陳壽應能見到，但他并沒有以此來充實《三國志》，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這個工作。
《三國志》卷21《王粲傳附吳質傳》載文帝與吳質書，近二百字，而裴注詳引《魏略》所載此書，竟多達八百餘字。
裴松之就此解釋說：“臣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
”關于曹魏屯田，據楊翼骧先生統計，《武帝紀》中僅用了“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十三個字來叙述。
在《任峻傳》中又用了“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颍川棗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将。
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廪皆滿”四十一字。
而裴松之在《武帝紀》中引用王沈《魏書》的記載，補充了一百四十七字。
[18]由此看來，對《三國志》的簡略不能隻從陳壽所見材料的多寡這個角度來加以解釋，還必須另想辦法。
裴松之嫌《三國志》寫得簡略，而這樣的意見在他以前是未曾見過的。
《三國志》剛問世時，獲得了一片贊譽聲。
《晉書》卷82《陳壽傳》稱：“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夏侯湛時着《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
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
’其為時所重如此。
”本傳又稱：“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
梁州大中正、尚書郎範頵等上表曰：‘……故治書侍禦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戒，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
願垂采錄。
”東晉時，習鑿齒從正統論的角度對陳壽書以魏為正統的寫法提出異議，在其所着《漢晉春秋》中堅持以以蜀漢為正統。
正統問題是政治問題，從學術的角度仍然不見對《三國志》的批評。
看來，簡略在晉人眼裡是不成問題的，隻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将其視之為缺點。
這就提示我們應當從時代學術風氣變化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大緻說來，從兩漢之際到東晉，先是在經學領域，而後又在史學領域中出現了一種追求簡略的風氣。
而一到南朝則風氣大變，簡略不一定是優點，繁富也不一定是缺陷。
為了說明風氣的轉變，我們先來看看東漢至東晉的情形。
《論衡·效力篇》雲：“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
《後漢書》卷3《章帝紀》載章帝诏書稱：“中元元年诏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
”是知兩漢之際，經學中已經出現了簡化的趨勢。
《後漢書》卷31《孔奮傳》：“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弟奇……作《春秋左氏删》。
”又，《後漢書》卷32《樊宏傳》：宏子“儵删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号樊氏學。
”删減後的“樊氏學”仍然不能使人滿意，于是又有繼續删減者，《後漢書》卷36《張霸傳》：“初，霸以樊儵删《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
”删書不局限于《春秋》一家，《後漢書》卷37《桓榮傳》：“初，榮受朱普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
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
郁複删定為十二萬言。
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桓氏世代所傳為《歐陽尚書》。
《歐陽尚書》除朱普章句外，還有其它流派，《後漢書》卷65《張奂傳》：“奂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
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奂減為九萬言。
”又，《後漢書》卷79下《伏恭傳》：伏恭父“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為二十萬言。
”繼此潮流而來，東漢末年，經學大師鄭玄及荊州學派諸學者仍在從事着此類工作。
《後漢書》卷35《鄭玄傳》傳末範晔論曰：“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異端紛纭，互相詭激。
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
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删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
”又惠棟《後漢書補注》卷17《劉表傳》引《劉鎮南碑》：“君深愍末學遠本離直，乃令諸儒改定五經章句，删?浮辭，芟除煩重。
” 經學是義理之學。
錢大昕說：“有文字而後有诂訓，有诂訓而後有義理。
訓诂者，義理之所由出，非别有義理出乎訓诂之外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