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的長江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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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限江自保”，處于防禦狀态。
此種形勢，誠如諸葛亮所議：“今議者鹹以為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牟，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資治通鑒》卷七十一魏太和三年條）。
在這種“限江自保”國策指引下，孫權一方面主動迅速修複孫劉聯盟（《三國志》卷四十七《孫權傳》載：“(黃武元年)自正月至閏月，(陸遜)大破之(劉備)”，閏月，指當年閏六月；又“(黃武元年)十二月，權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複通也”）。
；另一方面，加緊對長江的軍事布防，構築一條貫穿全境的長江防線，吳之戒備，全賴“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裡(長江)”（《三國志》卷四十八《孫皓傳》注引幹寶《晉紀》）。
二、“凡邊要之地皆置督” 孫吳“限江自保”，将其主要兵力布置在長江沿線各險要之地。
“吳保江南，凡邊要之地皆置督”（《資治通鑒》卷七十一魏太和三年條）。
在長江防線上各重要據點廣泛設置軍鎮督，個别地方也設軍鎮都督。
孫吳最早設置的當是濡須督。
《三國志》卷五十五《蔣欽傳》載：“(蔣欽)從征合肥，魏将張遼襲權于合肥，欽力戰有功，遷蕩寇将軍，領濡須督”。
這是關于孫吳軍鎮都督的最早記載。
據此可知，蔣欽領濡須督當在逍遙津之戰之後，即在建安二十年(215)以後。
随後孫吳又建立了一系列的軍鎮督，到孫吳建國後遂成定制。
據洪怡孫所撰《三國職官表》，孫吳先後設置了二十幾個軍鎮督，其中大多數位于長江沿岸。
雖然孫吳長江防線各軍鎮都督分區布防，分兵駐守，但是彼此之間并不是孤立的。
整條防線并非是被各軍鎮都督轄區分割，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根據戰争形勢需要，軍鎮都督有時可以單獨采取行動，有時也可幾個軍鎮督分别行動，彼此互相策應。
如：“(黃武元年)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
權遺範等督五軍，以舟師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三國志》卷四十七《孫權傳》）。
有時又任命一重要将領為大都督，統一布置，調動各軍鎮督協同行動。
陸遜曾多次擔任這種大都督，可見對整個長江防務之重視。
三、“險要必争之地，不過數四” 孫吳在幾千裡長江防線上廣設軍鎮督，但是“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争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三國志》卷四十八《孫皓傳》注引幹寶《晉紀》）。
孫吳根據“限江自保”國策及對長江防線軍事地理的分析，選擇了長江沿線中具有全局性意義的戰略重地重點布防。
這種具有全局性意義的戰略重地，主要有西陵、蒲圻、武昌、皖口、牛渚、濡須、建業等，而尤以西陵、濡須、武昌、建業四地為重。
對于整條防線而言，最令孫吳統治集團擔擾的莫過于敵軍突破其上遊防線，揮師順江東下，水陸俱進。
這樣則“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已”（《資治通鑒》卷六十五建安十三年條），長江天塹效用頓失，整條防線完全暴露
此種形勢，誠如諸葛亮所議：“今議者鹹以為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牟，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資治通鑒》卷七十一魏太和三年條）。
在這種“限江自保”國策指引下，孫權一方面主動迅速修複孫劉聯盟（《三國志》卷四十七《孫權傳》載：“(黃武元年)自正月至閏月，(陸遜)大破之(劉備)”，閏月，指當年閏六月；又“(黃武元年)十二月，權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複通也”）。
；另一方面，加緊對長江的軍事布防，構築一條貫穿全境的長江防線，吳之戒備，全賴“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裡(長江)”（《三國志》卷四十八《孫皓傳》注引幹寶《晉紀》）。
二、“凡邊要之地皆置督” 孫吳“限江自保”，将其主要兵力布置在長江沿線各險要之地。
“吳保江南，凡邊要之地皆置督”（《資治通鑒》卷七十一魏太和三年條）。
在長江防線上各重要據點廣泛設置軍鎮督，個别地方也設軍鎮都督。
孫吳最早設置的當是濡須督。
《三國志》卷五十五《蔣欽傳》載：“(蔣欽)從征合肥，魏将張遼襲權于合肥，欽力戰有功，遷蕩寇将軍，領濡須督”。
這是關于孫吳軍鎮都督的最早記載。
據此可知，蔣欽領濡須督當在逍遙津之戰之後，即在建安二十年(215)以後。
随後孫吳又建立了一系列的軍鎮督，到孫吳建國後遂成定制。
據洪怡孫所撰《三國職官表》，孫吳先後設置了二十幾個軍鎮督，其中大多數位于長江沿岸。
雖然孫吳長江防線各軍鎮都督分區布防，分兵駐守，但是彼此之間并不是孤立的。
整條防線并非是被各軍鎮都督轄區分割，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根據戰争形勢需要，軍鎮都督有時可以單獨采取行動，有時也可幾個軍鎮督分别行動，彼此互相策應。
如：“(黃武元年)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
權遺範等督五軍，以舟師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三國志》卷四十七《孫權傳》）。
有時又任命一重要将領為大都督，統一布置，調動各軍鎮督協同行動。
陸遜曾多次擔任這種大都督，可見對整個長江防務之重視。
三、“險要必争之地，不過數四” 孫吳在幾千裡長江防線上廣設軍鎮督，但是“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争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三國志》卷四十八《孫皓傳》注引幹寶《晉紀》）。
孫吳根據“限江自保”國策及對長江防線軍事地理的分析，選擇了長江沿線中具有全局性意義的戰略重地重點布防。
這種具有全局性意義的戰略重地，主要有西陵、蒲圻、武昌、皖口、牛渚、濡須、建業等，而尤以西陵、濡須、武昌、建業四地為重。
對于整條防線而言，最令孫吳統治集團擔擾的莫過于敵軍突破其上遊防線，揮師順江東下，水陸俱進。
這樣則“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已”（《資治通鑒》卷六十五建安十三年條），長江天塹效用頓失，整條防線完全暴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