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文化靈魂和曆史命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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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魏武、唐太宗者,而其人格風貌如陳蕃、李膺、嵇康、阮籍、陶淵明者,漢末黨锢之慘禍以其驚心動魄的悲劇形式顯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浮士德時代。

    這個時代的文化精英無論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都同樣具有一種為青春時代所獨具的自信和昂揚。

    在朝者昂首闊步地施展抱負,伸張正義;在野者如閑雲野鶴般獨步山林,冷眼向洋。

    至于此後諸葛亮式的鞠躬盡瘁和陶淵明式的種菊東籬,不過是上述氣度和風骨的怆然延伸。

    這種氣度和風骨到了唐人如李白、杜甫者,命脈已衰,不過末流而已;當年的潇灑在李白成了矯揉造作的泛舟,而那種大義凜然在杜甫則為畢恭畢敬的“五百字詠懷”。

    相反,《紅樓夢》直承中國知識分子浮士德時代的昂揚和清峻,讓當年的精英化作諸如空空道人、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之類的幽靈,在小說中任意飄蕩。

    這與其說是一種意味深長的緬懷,不如說是一種源遠流長的曆史氣韻,萦回在大觀園的上空。

     宋明之降,雖然文化氣脈幾近衰竭,惟有“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趾高氣揚,然而曆史的幽默恰恰在于,在禁欲背後的人欲橫流。

    由于文化精英們中氣已短,宋明時代不是一個典雅的時代,而是一個色情的時代。

    以往漢唐時期的征戰疆場,好大喜功,在此刻全然轉為荒淫無度的床笫之歡。

    推動曆史的基本動力——人的欲望,不再關注文化或文明的創造,而隻是被訴諸肉體和性具的博弈。

    這個時代表面上張揚的是理學,實際上風行的是房中術。

    這種性欲的空前暴漲在宋詞元曲中還委婉綽約,到了明清小說簡直鋒芒畢露。

    于是有了《三言二拍》,有了至今仍然驚世駭俗的《金瓶梅》,有了泛濫一時的清代色情小說。

    如果說,這也是一種人性的浪漫的話,那麼這種浪漫所突出的不是情愛而是性欲。

    而這種微妙的差異又正是《紅樓夢》汲取宋明之情的奧妙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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