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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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方面造詣頗深,他能夠使讀者領略生物學文獻中豐富多彩和引人入勝之處。

    凡遇他的觀點同已發表著作的論點有分歧時,他的評論就像他在指出我的一處謬誤時一樣無不一語中的。

    同時,道金斯不遺餘力地把論證的邏輯推理交待清楚,使讀者能夠運用這種邏輯推理再去擴展這些論據(甚至可以和道金斯本人展開争論)。

    這些論據可以向許多方面擴展。

    例如,如果(按道金斯的論證)欺騙行為是動物間交往的基本活動的話,動物就一定存在有對欺騙行為的強烈的選擇性,而動物也轉而必須選擇一定程度的自我欺騙,使某些行為和動機變成無意識的,從而不緻因蛛絲馬迹的自覺迹象,把正在進行的欺騙行為敗露。

    因此,認為自然選擇有利于更準确地反映了世界形象的神經系統這種傳統觀點,肯定是一種關于智力進化的非常幼稚的觀點。

     近年來,人們在社會學說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由此引發了一股小小的逆流。

    例如,有人斷言,近年來社會學說方面的這種進展,事實上是為了阻止社會進步的周期性陰謀的一部分,其方式是把這種社會的進步說成是在遺傳上的進步似乎是不可能的。

    還有,把一些相似而又不堪一駁的觀點羅列在一起,使人産生這樣一種印象,即達爾文的社會學說,其政治含義是反動的。

    這種說法同事實情況大相徑庭。

    費希爾和漢密爾頓首次清楚地證明了遺傳上性别的均等性。

    從群居昆蟲得到的理論和大量數據表明,親代沒有主宰其子代的固有趨勢(反之亦然)。

    而且親代投資和雌性選擇的概念,為觀察性别差異奠定了客觀而公正的基礎,這是一個相當大的進展,超越了一般把婦女的力量和權利歸根于毫無實際意義的生物學上的特性這一泥潭中所作的努力。

    總之,達爾文主義的社會學說使我們窺見了社會關系中基本的對稱性和邏輯性,在我們有了更充分的理解之後,我們的政治見解将會重新獲得活力,并對心理學的科學研究提供理論上的支柱。

    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也必将對我們受苦受難的衆多根源有更深刻的理解。

     特裡弗斯(RobertL.Trivers) 1976年7月于哈佛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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