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的匈奴和烏桓、鮮卑（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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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所以曹操對治理并州的人選極為注意。
如河東太守杜畿、并州刺史梁習都是操精心選拔出來的州郡要員。
《三國志》卷15《梁習傳》載： 并土新附，習以别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人其部落，兵家擁衆，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棊跱。
習到官，誘谕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
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強，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
吏民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邺，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緻讨，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
單于恭順，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職，同于編戶。
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鹹顯于世。
梁習對并州境内匈奴各階層的統治是：首先推薦其豪右到中央任職，以防止他們在原地興風作浪；次即征發強壯男丁，以為“義從”；對一般匈奴部衆，則趁中央大軍出征，分清以為“勇力”。
這樣，既可為國家補充精勇軍隊，同時也給匈奴部衆開辟建立軍功的機會。
等豪右和丁強皆已離境，然後把他們的家屬遷往邺城，充作質任。
至于不服從調遣和政令的，則予以鎮壓。
對于州界名士，皆量才錄用，或貢達朝廷。
這樣，匈奴上下皆服從供職，同于編戶。
至于曹操及其後統治者對移入内地匈奴人的措施，史書有以下記述。
《通鑒》卷67建安二十一年載： 南匈奴久居塞内，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宜豫為之防。
秋七月，南單于入朝于魏，魏王操因留之于邺，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
單于歲給綿、絹、錢、谷，如列侯。
子孫傳襲其号。
分其衆為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
《晉書》卷97《北狄?匈奴傳》亦言： 後漢末，天下騷動，群臣竟言，胡人猥多，懼必為寇，宜先為其防。
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為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
魏末，複改帥為都尉。
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于太原故茲氏縣（今山西汾陽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今山西祁縣東南）；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今山西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今山西忻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大陵縣（今山西文水東北）。
《晉書》卷56《江統傳》言： 建安中，（曹操）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鹹熙之際（2**年），以一部（指左部）太強，分為三率（同帥），泰始之初（265年或稍後），又增為四。
由上可知，随着匈奴部衆居地的擴充和人口繁殖，魏晉統治者對匈奴的控制也日愈嚴密。
曹操時的政策是： （1）留單于呼廚泉于邺，以防其惑衆生事；（2）令比較順附的右賢王去卑代行國事：（3）分匈奴之衆為五部，以削其勢；（4）令漢人為各部司馬，以收匈奴貴族之權。
這種分而治之的政策，當中樞尚能控制大局時，固無問題，但如遇政治敗壞或内亂疊起時，就會失去控制，甚至遭到傾覆之禍。
當時有識之士，早已預見及此。
《三國志》卷28《鄧艾傳》載： 是時，并州左賢王劉豹并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強則侵暴，弱則内附，故周宜有猶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圍。
每匈奴一盛，為前代重患。
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去字之誤）卑誘而緻之，使來入侍。
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
以單于在内，萬裡順軌。
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寝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
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勢。
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号，使居雁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禦邊長計也”。
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
” 鄧艾和曹操一樣，他也看到匈奴的民族凝聚力尚極強固，其原來單于雖被分隔在邺，但其中大部分王侯猶足以興風作浪，仍需繼續分割其勢，尤需把與漢人雜處的匈奴人設法移居邊外，以斷禍根。
鄧艾這種逐漸徙出羌胡的主張比後來晉惠帝元康九年（299年）江統發表的著名的《徒戎論》還早了四十八年。
但這種徙戎主張說起來容易，切實行之就很難。
如同當時反對徙戎的晉臣所指出：在天災人禍已經攪得各族人民無法安居時，再強行遷徒數量衆多而又對晉朝統治積怨已深的匈奴等族人，恐怕是會招緻反抗的。
就徙戎政策的本身說，也并非怎樣正确和合理的。
少數民族人民既然已經進入中原農業區，為什麼一定要把他們徒走呢？難道少數民族群衆就不能在中原居住嗎？事實上，匈奴内遷後，生活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且日益漢化。
雖然一直到司馬遷撰寫《史記》時，匈奴還是過着“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的遊牧生活。
但自呼韓邪單于投漢特别是南匈奴入居塞内後二百餘年之間，随着匈奴逐漸内移，其生産方式也逐步由畜牧向農耕轉變。
《晉書》卷93《王恂傳》言： 魏氏給公卿以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
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為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
又太原諸部亦以匈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千。
武帝即位，诏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
由上可知，漢末魏晉之際，官僚地主靠租佃土地以剝削無地農民的情況是相當普遍的。
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為了逃避政府兵役和勞役負擔，甯願為官僚地主的田客。
不僅僅人如此，匈奴等少數民族亦莫不然，他們也成為從事農耕的田客，以至太原諸部役使的匈奴田客即有達到數千人者。
《三國志》卷22《陳群子泰傳》又載： 泰……正始中，徙遊擊将軍，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将，懷柔夷民，甚有威惠。
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于壁，不發其封。
及征為尚書，悉以還之。
由上可知，匈奴部衆尚有被賣為奴婢者。
總之，内遷的匈奴部衆，已逐漸轉向農業經濟，并且紛紛淪為田客和奴婢。
但，匈奴王侯貴人的情況則遠遠淩駕于一般部衆之上。
魏及後來的晉朝統治者雖然限制了匈奴王侯貴人的軍政權勢，在經濟上仍給以優裕待遇。
《晉書》卷101《載記第一劉元海傳》言：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于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元海之父也……幼好學，師事上黨崔遊，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
《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範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随、陸無武，绛、灌無文……”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
以上材料說明，劉洲一家，作為匈奴的貴族，曆漢、魏、晉三代而未衰，但已深受漢族文化的影響。
劉洲本人少時家境甚為富裕，故能誦讀書傳，他既明古學，故能與名儒士大夫貫通一氣，而為太原士族王渾等友敬。
由于劉淵懂得帝王統治人民的史
如河東太守杜畿、并州刺史梁習都是操精心選拔出來的州郡要員。
《三國志》卷15《梁習傳》載： 并土新附，習以别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人其部落，兵家擁衆，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棊跱。
習到官，誘谕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
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強，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
吏民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邺，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緻讨，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
單于恭順，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職，同于編戶。
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鹹顯于世。
梁習對并州境内匈奴各階層的統治是：首先推薦其豪右到中央任職，以防止他們在原地興風作浪；次即征發強壯男丁，以為“義從”；對一般匈奴部衆，則趁中央大軍出征，分清以為“勇力”。
這樣，既可為國家補充精勇軍隊，同時也給匈奴部衆開辟建立軍功的機會。
等豪右和丁強皆已離境，然後把他們的家屬遷往邺城，充作質任。
至于不服從調遣和政令的，則予以鎮壓。
對于州界名士，皆量才錄用，或貢達朝廷。
這樣，匈奴上下皆服從供職，同于編戶。
至于曹操及其後統治者對移入内地匈奴人的措施，史書有以下記述。
《通鑒》卷67建安二十一年載： 南匈奴久居塞内，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宜豫為之防。
秋七月，南單于入朝于魏，魏王操因留之于邺，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
單于歲給綿、絹、錢、谷，如列侯。
子孫傳襲其号。
分其衆為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
《晉書》卷97《北狄?匈奴傳》亦言： 後漢末，天下騷動，群臣竟言，胡人猥多，懼必為寇，宜先為其防。
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為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
魏末，複改帥為都尉。
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于太原故茲氏縣（今山西汾陽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今山西祁縣東南）；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今山西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今山西忻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大陵縣（今山西文水東北）。
《晉書》卷56《江統傳》言： 建安中，（曹操）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鹹熙之際（2**年），以一部（指左部）太強，分為三率（同帥），泰始之初（265年或稍後），又增為四。
由上可知，随着匈奴部衆居地的擴充和人口繁殖，魏晉統治者對匈奴的控制也日愈嚴密。
曹操時的政策是： （1）留單于呼廚泉于邺，以防其惑衆生事；（2）令比較順附的右賢王去卑代行國事：（3）分匈奴之衆為五部，以削其勢；（4）令漢人為各部司馬，以收匈奴貴族之權。
這種分而治之的政策，當中樞尚能控制大局時，固無問題，但如遇政治敗壞或内亂疊起時，就會失去控制，甚至遭到傾覆之禍。
當時有識之士，早已預見及此。
《三國志》卷28《鄧艾傳》載： 是時，并州左賢王劉豹并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強則侵暴，弱則内附，故周宜有猶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圍。
每匈奴一盛，為前代重患。
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去字之誤）卑誘而緻之，使來入侍。
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
以單于在内，萬裡順軌。
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寝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
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勢。
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号，使居雁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禦邊長計也”。
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
” 鄧艾和曹操一樣，他也看到匈奴的民族凝聚力尚極強固，其原來單于雖被分隔在邺，但其中大部分王侯猶足以興風作浪，仍需繼續分割其勢，尤需把與漢人雜處的匈奴人設法移居邊外，以斷禍根。
鄧艾這種逐漸徙出羌胡的主張比後來晉惠帝元康九年（299年）江統發表的著名的《徒戎論》還早了四十八年。
但這種徙戎主張說起來容易，切實行之就很難。
如同當時反對徙戎的晉臣所指出：在天災人禍已經攪得各族人民無法安居時，再強行遷徒數量衆多而又對晉朝統治積怨已深的匈奴等族人，恐怕是會招緻反抗的。
就徙戎政策的本身說，也并非怎樣正确和合理的。
少數民族人民既然已經進入中原農業區，為什麼一定要把他們徒走呢？難道少數民族群衆就不能在中原居住嗎？事實上，匈奴内遷後，生活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且日益漢化。
雖然一直到司馬遷撰寫《史記》時，匈奴還是過着“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的遊牧生活。
但自呼韓邪單于投漢特别是南匈奴入居塞内後二百餘年之間，随着匈奴逐漸内移，其生産方式也逐步由畜牧向農耕轉變。
《晉書》卷93《王恂傳》言： 魏氏給公卿以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
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為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
又太原諸部亦以匈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千。
武帝即位，诏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
由上可知，漢末魏晉之際，官僚地主靠租佃土地以剝削無地農民的情況是相當普遍的。
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為了逃避政府兵役和勞役負擔，甯願為官僚地主的田客。
不僅僅人如此，匈奴等少數民族亦莫不然，他們也成為從事農耕的田客，以至太原諸部役使的匈奴田客即有達到數千人者。
《三國志》卷22《陳群子泰傳》又載： 泰……正始中，徙遊擊将軍，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将，懷柔夷民，甚有威惠。
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于壁，不發其封。
及征為尚書，悉以還之。
由上可知，匈奴部衆尚有被賣為奴婢者。
總之，内遷的匈奴部衆，已逐漸轉向農業經濟，并且紛紛淪為田客和奴婢。
但，匈奴王侯貴人的情況則遠遠淩駕于一般部衆之上。
魏及後來的晉朝統治者雖然限制了匈奴王侯貴人的軍政權勢，在經濟上仍給以優裕待遇。
《晉書》卷101《載記第一劉元海傳》言：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于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元海之父也……幼好學，師事上黨崔遊，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
《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範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随、陸無武，绛、灌無文……”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
以上材料說明，劉洲一家，作為匈奴的貴族，曆漢、魏、晉三代而未衰，但已深受漢族文化的影響。
劉洲本人少時家境甚為富裕，故能誦讀書傳，他既明古學，故能與名儒士大夫貫通一氣，而為太原士族王渾等友敬。
由于劉淵懂得帝王統治人民的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