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層 《紅樓》文化（4）

滅情”（如佛家）或“忘情”（道家，即超越感情），所以用變換方法改用“感”字“思”字，偏于“理智”了。

    如“詩言志”，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最是好例。

     從文學史看，似乎漢士尊德，不敢言“情”；漢之後一到六朝，“情”就不再“羞怯”而正式露面了。

    如陶淵明敢作《閑情》之賦了，還遭後世譏為“白璧微瑕”呢！梁昭明太子的《文選》才公然不客氣地在賦分類中列出了“情”之一目，這是件大事，莫要忘記“情”賦中選的是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曹子建的《洛神賦》。

     這一現象，好像一方面重“情”了，同時又将“情”的本來内涵之廣闊皆變得狹隘化，限在男女之“情”——即今之所謂“愛情”了。

     這又需要懂得：一個來自《離騷》《楚辭》的文學傳統是以“美人香草”來喻指對“君之忠、對賢之愛”的藝術特點。

    既詠“美人”，難免就涉及“情愛”而引發後世之影響了。

     這一點，知道就行了，此際無暇細說它。

     然後就是唐、宋以及以下各朝代的“情”之形勢狀況，可是也無法細講。

    宋人尊儒，講“理學”“道學”，不講“情”學，沒有這名目——我們今日所講，倒不妨起個新名稱就叫做“情學”吧。

     大約到了明朝，小說家輩出，“情學”大盛，例如馮夢龍一大家，就輯撰了一部《情史》，此書給了曹雪芹以極大的影響。

    馮氏将古今關于“情”的故事，廣搜而精析，按内容分成了24類。

    就是說，照馮氏之見，“情”是包含了這麼多的不同内容的，這是一大貢獻。

    此人識見可稱沿到清初，就出現了一大代表，把“情”提升到一切的頂峰，這就是洪的《長生殿》劇作。

     洪先生第一次放言無忌地大聲呼喚：“感金石，回天地。

    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總由情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