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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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遂銷沉于無聲無影之間。

    迩來二十有五年,彼總制北洋,開府天津,綜支那之大政,立世界之舞台,此實彼之全盛時代也。

     雖然,彼之地位,彼之勢力,非悉以僥幸而得之者。

    彼在支那文武百僚中,确有超卓之眼孔、敏捷之手腕,而非他人之所能及也。

    彼知西來之大勢,識外國之文明,思利用之以自強,此種眼光,雖先輩曾國藩,恐亦讓彼一步,而左宗棠、曾國荃更無論也。

    彼屯練淮軍于天津,教以洋操;興北洋水師,設防于旅順、威海、大沽;開招商局,以便沿海河川之交通;置機器局,制造兵器;辦開平煤礦;倡議設鐵路及軍事、商務、工業,無一不留意。

    雖其議之發自彼與否暫勿論,其權全在彼與否暫勿論,其辦理之有成效與否暫勿論,然要之導清國使前進,以至今日之地位者誰乎?固不得不首屈一指曰李鴻章也。

     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鴻章,不複知有北京朝廷。

    雖然,北京朝廷之于彼,必非深親信者,不甯惟是,且常以猜疑憎嫉之眼待之,不過因外部之壓迫,排難解紛,非彼莫能,故不得已而用之耳。

    況各省督撫,滿廷群僚,其不釋然于彼者,所在皆是。

    蓋雖其全盛時代,而其在内之勢力,固已甚微薄,而非如對外之有無限權力,無限光榮也。

     中日之役,是彼一生命運之轉潮也。

    彼果自初蓄意以主戰乎?不能深知之。

    但觀其當事機将決裂之際,忽與俄使喀希尼商請其幹涉弭兵,則其始之派兵于朝鮮,或欲用威脅手段,不戰而屈日本,亦未可知。

    大抵自視過高,視中國過大,而料敵情頗有不審者。

    彼蓋未知東亞局面之大勢,算有遺策,不能為諱也。

    一言蔽之,則中日之役,實彼平生之孤注一擲也。

    而此一擲不中,遂至積年之勞績聲名,掃地幾盡。

     尋常人遭此失意,其不以憂憤死者幾希。

    雖然,彼以七十三歲之高齡,内則受重譴于朝廷,外則任支持于殘局,挺出以任議和之事,不幸為兇客所狙,猶能從容不辱其命,更輿榇赴俄國,賀俄皇加冕,遊曆歐美,于前事若無一毫介意者,彼之不可及者在于是。

     彼之末路蕭條甚矣。

    彼之前半生甚親英國,其後半生最親俄國,故英人目彼為鬻身于俄廷。

    以吾論之,彼之親俄也,以其可畏乎?以其可信乎?吾不得而知之。

    要之彼認俄國為東方最有勢力之國,甯賂關外之地,托庇于其勢力之下,以苟安于一時,此其大原因也。

    彼之《中俄密約》、《滿洲條約》等事,或視之與秦桧之事金,同為賣國賊臣,此其論未免過酷。

    蓋彼之此舉,乃利害得失之問題,非正邪善惡之問題也。

     彼自退出總理衙門後,或任治河而遠出于山東,或任商務而僻駐于兩廣,直至義和團事起,乃複任直隸總督,與慶王同任議和全權,事方定而溘然長逝,此實可稱悲慘之末路,而不可謂恥辱之末路也。

    何也?彼其雄心,至死未消磨盡也。

    使彼而卒于中日戰事以前,則彼為十九世紀之一偉人,作世界史者,必大書特書而無容疑也。

    彼其容貌堂堂,其辭令巧善,機鋒銳敏,縱擒自由,使人一見而知為偉人。

    雖然,彼之血管中曾有一點英雄之血液否乎?此吾所敢斷言也。

    彼非如格蘭斯頓,有道義的高情。

    彼非如俾斯麥,有倔強的勇性。

    彼非如康必達,有愛國的熱火。

    彼非如西鄉隆盛,有推心置腹的至誠。

    至其經世之識量,亦未有能令我感服而不能已者。

    要而論之,彼非能為鼓吹他人,崇拜英雄心之偶像也。

     雖然,彼之大橫着,有使人驚歎者。

    彼支那人也,彼大支那人也。

    彼無論如何之事,不驚其魂,不惱其心。

    彼能忍人所不能忍,無論若何失望之事,視之如浮雲過空。

    雖其内心,或不能無懊惱乎?無悔恨乎?然其痕迹,從何處求之見之?不觀乎鐵血宰相俾斯麥乎,一旦失意退隐,其胸中??恚之火,直噴出如焰,而李鴻章則于其身上之事,若曾無足以挂其慮者。

    然其容力之偉大,吾人所尊敬膜拜而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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