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隆中對之重新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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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位，是有其集團利益為根據的。
再次，從當時（197年）的外部形勢（也是諸葛亮制定隆中方略思想的基本依據之一）看，天下割據方興未艾：公孫度占據遼東，劉虞公孫瓒先後占據幽州，袁紹占據冀州青州并州，曹操占據兖州，袁術占據揚州的一部分，張繡占據南陽，陶謙劉備呂布先後占據徐州，孫策占據江東，劉表占據荊州，劉焉劉璋占據益州，張魯占據漢中，李傕等先後占據司隸，馬騰韓遂占據涼州。
在這種群雄逐鹿的形勢下，一種新興勢力想要保護和發展自己，最終統一天下，必需要有一塊進可攻，退可守的根據地作為依托。
而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進可以兵發宛洛，直指中原腹地；退可以依托漢水優越的地勢，抵禦北方的進攻。
如能相機奪取益州，則更是如虎添翼。
因此，以荊州作為隆中方略的立足點，有其地理優勢為根據。
而且，在以後的曆史發展過程（這也是隆中方略思想的醞釀過程）中，特别是官渡之戰以後，北方漸趨統一，而江東孫權的統治也日趨鞏固，可選擇的地區隻剩下荊州和益州。
因此，跨有荊益的思想在隆中方略思想體系中的地位，不僅不可能動搖，反而隻會加強。
總之，諸葛亮選擇荊州為立足點醞釀一個統一天下的方略，不僅是合情的，也是合理的。
跨有荊益，待機北伐作為隆中方略的核心思想，最先出現于隆中方略思想體系，并且始終伴随着隆中方略的醞釀過程。
再看聯孫拒曹思想的萌發：到公元207年，曹操無疑是當時最大的割據勢力。
但他的發展也有一個曲折的過程。
在其統治區内，長期存在豪強抗命和黃巾餘衆的叛亂問題。
與其他軍閥的戰事也并非一帆風順，如與南陽張繡的戰事，就一波三折。
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戰是對曹操集團的一大考驗，當時外有袁紹的大軍壓境，江東孫策也在密謀襲擊許都，劉表則在荊州鼠首兩端；内有汝南降賊劉辟等人叛亂響應袁軍，攻略許下，袁紹還派劉備前去聯絡。
即使在曹營内部，也有很多人不相信曹軍能夠取勝，而和袁紹暗通音信，事後連曹操也感慨：“當紹之強，孤猶不能自保，而況衆人乎？”可見，連曹操自己都認為官渡之戰赢得僥幸。
因此說，官渡之戰前的曹操還不是一個不可與争鋒的角色。
隻是經過此戰，才“公破紹，天下莫敵”。
再看江東孫氏勢力的發展：雖然孫堅孫策父子，特别孫策的努力，為孫氏集團的發展打了基礎。
但是，在孫權接位之初還是：“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
”指出了當時孫權急需解決的幾個問題：山越問題，江東大姓和江東遊士不與孫氏合作問題。
隻是在孫權接位後，一方面對山越進行讨伐，另一方面争取大族的合作才因此說，無論是曹操的不可與争鋒，還是孫權的不可圖，都是公元200年以後一段時間内才出現的。
也就是說，聯孫拒曹思想是在官渡之戰後，才有可能産生的。
官渡之戰是隆中方略思想發展過程中的一次重大調整。
作為一個完整的方略，它應該包括執行主體，執行對像，目标，過程等方面。
隆中方略思想發萌于公元197年，而劉備三顧草廬是在207年，這就引出一個問題：隆中方略本來就是為劉備考慮的嗎？ 前面已經說過，諸葛亮與荊州豪族以及荊州名士集團之間，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實際已經融入了荊州地主集團中。
因此，他将來會為誰效力，根本取決于誰能代表荊州的利益。
再說，“士為知己者死”，雖然諸葛亮未必說過這樣的話，但觀其《出師表》中所言：“先帝不以臣卑鄙，
再次，從當時（197年）的外部形勢（也是諸葛亮制定隆中方略思想的基本依據之一）看，天下割據方興未艾：公孫度占據遼東，劉虞公孫瓒先後占據幽州，袁紹占據冀州青州并州，曹操占據兖州，袁術占據揚州的一部分，張繡占據南陽，陶謙劉備呂布先後占據徐州，孫策占據江東，劉表占據荊州，劉焉劉璋占據益州，張魯占據漢中，李傕等先後占據司隸，馬騰韓遂占據涼州。
在這種群雄逐鹿的形勢下，一種新興勢力想要保護和發展自己，最終統一天下，必需要有一塊進可攻，退可守的根據地作為依托。
而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進可以兵發宛洛，直指中原腹地；退可以依托漢水優越的地勢，抵禦北方的進攻。
如能相機奪取益州，則更是如虎添翼。
因此，以荊州作為隆中方略的立足點，有其地理優勢為根據。
而且，在以後的曆史發展過程（這也是隆中方略思想的醞釀過程）中，特别是官渡之戰以後，北方漸趨統一，而江東孫權的統治也日趨鞏固，可選擇的地區隻剩下荊州和益州。
因此，跨有荊益的思想在隆中方略思想體系中的地位，不僅不可能動搖，反而隻會加強。
總之，諸葛亮選擇荊州為立足點醞釀一個統一天下的方略，不僅是合情的，也是合理的。
跨有荊益，待機北伐作為隆中方略的核心思想，最先出現于隆中方略思想體系，并且始終伴随着隆中方略的醞釀過程。
再看聯孫拒曹思想的萌發：到公元207年，曹操無疑是當時最大的割據勢力。
但他的發展也有一個曲折的過程。
在其統治區内，長期存在豪強抗命和黃巾餘衆的叛亂問題。
與其他軍閥的戰事也并非一帆風順，如與南陽張繡的戰事，就一波三折。
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戰是對曹操集團的一大考驗，當時外有袁紹的大軍壓境，江東孫策也在密謀襲擊許都，劉表則在荊州鼠首兩端；内有汝南降賊劉辟等人叛亂響應袁軍，攻略許下，袁紹還派劉備前去聯絡。
即使在曹營内部，也有很多人不相信曹軍能夠取勝，而和袁紹暗通音信，事後連曹操也感慨：“當紹之強，孤猶不能自保，而況衆人乎？”可見，連曹操自己都認為官渡之戰赢得僥幸。
因此說，官渡之戰前的曹操還不是一個不可與争鋒的角色。
隻是經過此戰，才“公破紹，天下莫敵”。
再看江東孫氏勢力的發展：雖然孫堅孫策父子，特别孫策的努力，為孫氏集團的發展打了基礎。
但是，在孫權接位之初還是：“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
”指出了當時孫權急需解決的幾個問題：山越問題，江東大姓和江東遊士不與孫氏合作問題。
隻是在孫權接位後，一方面對山越進行讨伐，另一方面争取大族的合作才因此說，無論是曹操的不可與争鋒，還是孫權的不可圖，都是公元200年以後一段時間内才出現的。
也就是說，聯孫拒曹思想是在官渡之戰後，才有可能産生的。
官渡之戰是隆中方略思想發展過程中的一次重大調整。
作為一個完整的方略，它應該包括執行主體，執行對像，目标，過程等方面。
隆中方略思想發萌于公元197年，而劉備三顧草廬是在207年，這就引出一個問題：隆中方略本來就是為劉備考慮的嗎？ 前面已經說過，諸葛亮與荊州豪族以及荊州名士集團之間，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實際已經融入了荊州地主集團中。
因此，他将來會為誰效力，根本取決于誰能代表荊州的利益。
再說，“士為知己者死”，雖然諸葛亮未必說過這樣的話，但觀其《出師表》中所言：“先帝不以臣卑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