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忠于蜀漢說再認識(諸葛亮為何不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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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何以不渡灞水,徑攻長安?此溫所以無以應也。
然餘觀桓溫用兵,伐秦至霸上,伐燕至枋頭,皆乘勝進兵,逼其國都,乃持重觀望,卒以取敗。
”(卷99)桓溫北伐,兵臨長安,為何不攻,“持重觀望”也。
因何持重觀望?其一要保存實力,其二害怕失利,會妨礙其篡奪帝位。
劉裕北伐,戰果最為輝煌,曾一度攻克長安。
然劉裕急欲篡晉,恐久留關中,朝廷有變,故留下年僅十二歲的兒子劉義真鎮守長安,自己匆匆趕回建康。
史載:三秦父老聞裕将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賀。
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鹹陽宮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裕為之愍然,慰谕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卷118) 這是劉裕自欺欺人之言,夏國主赫連勃勃的軍師王買德看透了劉裕的企圖,指出:“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
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于中原。
”[7](《赫連勃勃載記》)果不出王買德之所料,劉裕“欲速成篡事”,甯可棄關中而不顧,其篡晉不久,長安就再度淪陷于胡人之手。
與東晉國力相比,蜀漢遠不如之。
故諸葛亮北伐,始終不肯弄險。
他把北伐的目标和方向選擇在隴右一帶,以圖“分裂蠶食”(《蜀書·蔣琬傳》),“廣拓境土”(《蜀書·法正傳》),取得局部戰争的勝利。
從政治局勢、地理、人和條件來看,隴右地區确是曹魏統治區域的最薄弱的一環,也是最容易攻占的地方,諸葛亮認為“平取隴右”,即可穩操勝券,“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蜀書·魏延傳》注引《魏略》)。
魏延善養士卒,勇略過人,是蜀中唯一的超群絕倫的上将,劉備拔魏延為漢中督,“一軍盡驚”,在北伐中,魏延曾率兵大敗魏國名将郭淮,立下赫赫戰功。
諸葛亮北伐時,“蜀兵輕銳,良将少”(《諸葛亮傳》注引《袁子》),然對于魏延這樣一個難得的将才卻始終不肯委以方面之任。
“延每随亮出,辄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
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
”(《蜀書·魏延傳》)魏延的軍事才幹,諸葛亮不是不知,但為何不盡其才?個中原因值得探究。
由于北伐是諸葛亮“自取”的本錢,故北伐的軍事指揮大權必須牢牢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
魏延可以建立戰功,但必須在諸葛亮的直接指揮下,是諸葛亮神機妙算的結果。
然而“性矜高”的魏延卻冀圖“如韓信故事”,單獨統率一支軍隊,這在諸葛亮看來,就是要擺脫他的“領導”,和諸葛亮争奪北伐的軍功,這當然要遭到諸葛亮的“制而不許”。
諸葛亮自出隆中以來,政治道路可謂一帆風順,從一個“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的耕夫,一躍而為總攬蜀漢軍政大權的宰相。
在劉備“自取”的許諾下,諸葛亮離帝位僅咫尺之遙。
然而“北伐”就像一座高不可攀的大山,擋住了諸葛亮登上九五之尊的道路。
從公元228年至234年,諸葛亮五次伐魏,可以說是連年動衆而屢出無功,導緻蜀國兵疲民困。
為了北伐,蜀漢的青壯年男子幾乎悉數充兵,為了保障後勤供給,乃至役及婦女。
諸葛亮“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反而“使國内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蜀書·諸葛亮傳》注引張俨《默記》),引起蜀中士民的普遍不滿,在此局面下,一生謹慎持重的諸葛亮當然不敢受漢禅。
随着星落關中,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其“自取”的目标最終未能實現。
為了北伐,諸葛亮确實做到了“鞠躬盡力,死而後已”,然而其真實目的又是什麼呢?除了世人一緻敬仰的“忠心”以外,是否還有極其隐蔽,不易識破察覺的“私心”?當然,要揭開這層厚重神秘的面紗絕非易事,正如白居易在《放言五首并序》詩中所雲:“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僞複誰知。
”其實,人的欲望與追逐的目标是會随着主客觀條件的變化而不斷改變的。
即如曹操“亦未遽有觊觎神器之心”(卷6“荀傳”),他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說:初起兵時,僅“欲為國家讨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将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魏書·武帝紀》注引《魏武故事》)。
操之“不遜之志”,是在其“三分天下有其二”時,才逐漸萌生的。
諸葛亮遭逢亂世,幸遇明主,初必竭盡全力酬答劉備的知遇之恩。
然“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蜀書·趙雲傳》),又掌握了蜀漢的軍政大權,其是否能心甘情願地輔佐幼主,就很值得懷疑了。
漢魏之際,五德終始說盛行,皇權衰落到極點,君臣名分的綱常倫理亦遭到嚴重破壞,這就給權臣受九錫與禅代鼎革提供了政治土壤與輿論基礎。
在此曆史背景下,一旦時機成熟,諸葛亮效仿“漢魏故事”,在蜀中築起受禅台亦是極有可能的。
千百年來,人們幾乎無一例外地把諸葛亮奉為中國古代社會忠臣賢相的圭臬,而筆者卻通過上述分析得出諸葛亮可能“自取”的結論,這是否有損于諸葛亮的形象? 筆者認為,倘若諸葛亮取代蜀漢王朝,自己登上九五之尊,即如同曹氏代漢、司馬氏代魏一樣,屬于正常的易代更祚。
在封建的綱常倫理、正統觀早已被否定的今天,再去讨論所謂權臣“篡位”問題,已毫無意義。
連古代有識之士都認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
”“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為百姓所歸者,即民主也。
”(《魏書·武帝紀》注引《魏氏春秋》)所以我們現在來評價王莽、曹操、司馬昭等人的曆史功過,都不會迂腐到再以其是否篡位作為評判的标準。
對諸葛亮而言,當然亦應同理。
客觀地分析,諸葛亮代漢稱帝,不僅不能視作罪狀,反而應當看成是順應曆史潮流。
“天厭漢德久矣”,《後漢書·孝獻帝紀》中的這句話,極其準确地顯示出當時社會輿論的主流傾向:東漢王朝腐敗透頂,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
“天下鹹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1](《魏書·武帝紀》注引《魏氏春秋》),這是大勢所趨,是曆史發展之必然,誰也阻擋不住。
既然漢朝氣數已盡,漢家天子還值得輔佐嗎?既然不值得輔佐,取而代之又有何不可?自古以來,大凡亂世之際,定是自負雄才偉略者風雲際會之時。
東漢末年的形勢是“郡郡作帝,縣縣自王”,誠如曹操所言:“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魏書·武帝紀》注引《魏武故事》)袁紹、劉備、孫權等人皆罵曹操是漢賊,其實他們自己也不想當漢臣,也想稱帝稱王。
諸葛亮才智謀略并不弱于曹操、孫權、司馬懿等人,他手中又握有“自取”的先帝遺诏,若天假以年,且北伐成功,克複中原,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孫,受九錫,登上皇帝寶座豈非是順理成章之事?我們又何必為之驚訝呢!
然餘觀桓溫用兵,伐秦至霸上,伐燕至枋頭,皆乘勝進兵,逼其國都,乃持重觀望,卒以取敗。
”(卷99)桓溫北伐,兵臨長安,為何不攻,“持重觀望”也。
因何持重觀望?其一要保存實力,其二害怕失利,會妨礙其篡奪帝位。
劉裕北伐,戰果最為輝煌,曾一度攻克長安。
然劉裕急欲篡晉,恐久留關中,朝廷有變,故留下年僅十二歲的兒子劉義真鎮守長安,自己匆匆趕回建康。
史載:三秦父老聞裕将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賀。
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鹹陽宮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裕為之愍然,慰谕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卷118) 這是劉裕自欺欺人之言,夏國主赫連勃勃的軍師王買德看透了劉裕的企圖,指出:“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
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于中原。
”[7](《赫連勃勃載記》)果不出王買德之所料,劉裕“欲速成篡事”,甯可棄關中而不顧,其篡晉不久,長安就再度淪陷于胡人之手。
與東晉國力相比,蜀漢遠不如之。
故諸葛亮北伐,始終不肯弄險。
他把北伐的目标和方向選擇在隴右一帶,以圖“分裂蠶食”(《蜀書·蔣琬傳》),“廣拓境土”(《蜀書·法正傳》),取得局部戰争的勝利。
從政治局勢、地理、人和條件來看,隴右地區确是曹魏統治區域的最薄弱的一環,也是最容易攻占的地方,諸葛亮認為“平取隴右”,即可穩操勝券,“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蜀書·魏延傳》注引《魏略》)。
魏延善養士卒,勇略過人,是蜀中唯一的超群絕倫的上将,劉備拔魏延為漢中督,“一軍盡驚”,在北伐中,魏延曾率兵大敗魏國名将郭淮,立下赫赫戰功。
諸葛亮北伐時,“蜀兵輕銳,良将少”(《諸葛亮傳》注引《袁子》),然對于魏延這樣一個難得的将才卻始終不肯委以方面之任。
“延每随亮出,辄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
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
”(《蜀書·魏延傳》)魏延的軍事才幹,諸葛亮不是不知,但為何不盡其才?個中原因值得探究。
由于北伐是諸葛亮“自取”的本錢,故北伐的軍事指揮大權必須牢牢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
魏延可以建立戰功,但必須在諸葛亮的直接指揮下,是諸葛亮神機妙算的結果。
然而“性矜高”的魏延卻冀圖“如韓信故事”,單獨統率一支軍隊,這在諸葛亮看來,就是要擺脫他的“領導”,和諸葛亮争奪北伐的軍功,這當然要遭到諸葛亮的“制而不許”。
諸葛亮自出隆中以來,政治道路可謂一帆風順,從一個“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的耕夫,一躍而為總攬蜀漢軍政大權的宰相。
在劉備“自取”的許諾下,諸葛亮離帝位僅咫尺之遙。
然而“北伐”就像一座高不可攀的大山,擋住了諸葛亮登上九五之尊的道路。
從公元228年至234年,諸葛亮五次伐魏,可以說是連年動衆而屢出無功,導緻蜀國兵疲民困。
為了北伐,蜀漢的青壯年男子幾乎悉數充兵,為了保障後勤供給,乃至役及婦女。
諸葛亮“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反而“使國内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蜀書·諸葛亮傳》注引張俨《默記》),引起蜀中士民的普遍不滿,在此局面下,一生謹慎持重的諸葛亮當然不敢受漢禅。
随着星落關中,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其“自取”的目标最終未能實現。
為了北伐,諸葛亮确實做到了“鞠躬盡力,死而後已”,然而其真實目的又是什麼呢?除了世人一緻敬仰的“忠心”以外,是否還有極其隐蔽,不易識破察覺的“私心”?當然,要揭開這層厚重神秘的面紗絕非易事,正如白居易在《放言五首并序》詩中所雲:“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僞複誰知。
”其實,人的欲望與追逐的目标是會随着主客觀條件的變化而不斷改變的。
即如曹操“亦未遽有觊觎神器之心”(卷6“荀傳”),他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說:初起兵時,僅“欲為國家讨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将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魏書·武帝紀》注引《魏武故事》)。
操之“不遜之志”,是在其“三分天下有其二”時,才逐漸萌生的。
諸葛亮遭逢亂世,幸遇明主,初必竭盡全力酬答劉備的知遇之恩。
然“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蜀書·趙雲傳》),又掌握了蜀漢的軍政大權,其是否能心甘情願地輔佐幼主,就很值得懷疑了。
漢魏之際,五德終始說盛行,皇權衰落到極點,君臣名分的綱常倫理亦遭到嚴重破壞,這就給權臣受九錫與禅代鼎革提供了政治土壤與輿論基礎。
在此曆史背景下,一旦時機成熟,諸葛亮效仿“漢魏故事”,在蜀中築起受禅台亦是極有可能的。
千百年來,人們幾乎無一例外地把諸葛亮奉為中國古代社會忠臣賢相的圭臬,而筆者卻通過上述分析得出諸葛亮可能“自取”的結論,這是否有損于諸葛亮的形象? 筆者認為,倘若諸葛亮取代蜀漢王朝,自己登上九五之尊,即如同曹氏代漢、司馬氏代魏一樣,屬于正常的易代更祚。
在封建的綱常倫理、正統觀早已被否定的今天,再去讨論所謂權臣“篡位”問題,已毫無意義。
連古代有識之士都認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
”“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為百姓所歸者,即民主也。
”(《魏書·武帝紀》注引《魏氏春秋》)所以我們現在來評價王莽、曹操、司馬昭等人的曆史功過,都不會迂腐到再以其是否篡位作為評判的标準。
對諸葛亮而言,當然亦應同理。
客觀地分析,諸葛亮代漢稱帝,不僅不能視作罪狀,反而應當看成是順應曆史潮流。
“天厭漢德久矣”,《後漢書·孝獻帝紀》中的這句話,極其準确地顯示出當時社會輿論的主流傾向:東漢王朝腐敗透頂,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
“天下鹹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1](《魏書·武帝紀》注引《魏氏春秋》),這是大勢所趨,是曆史發展之必然,誰也阻擋不住。
既然漢朝氣數已盡,漢家天子還值得輔佐嗎?既然不值得輔佐,取而代之又有何不可?自古以來,大凡亂世之際,定是自負雄才偉略者風雲際會之時。
東漢末年的形勢是“郡郡作帝,縣縣自王”,誠如曹操所言:“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魏書·武帝紀》注引《魏武故事》)袁紹、劉備、孫權等人皆罵曹操是漢賊,其實他們自己也不想當漢臣,也想稱帝稱王。
諸葛亮才智謀略并不弱于曹操、孫權、司馬懿等人,他手中又握有“自取”的先帝遺诏,若天假以年,且北伐成功,克複中原,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孫,受九錫,登上皇帝寶座豈非是順理成章之事?我們又何必為之驚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