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篇 白話三國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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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查了一下,第一篇白話三國發表于6月10日,當時還是發表于文化走廊,中間由于有一段文化走廊無法發貼才搬家到了西西河。

    在那裡完成後并根據網友的評論進行了一定的改定。

     和大家一樣,最初對三國的了解是通過《三國演義》及其他的民間故事,直接開始讀《三國志》《資治通鑒》的人大概沒有。

    上大學時喜歡上了曆史,不過那時最感興趣的是春秋戰國。

    翻起了《資治通鑒》後順便往下讀,才對這一段的曆史的全貌有所了解。

    相比之下,我不太喜歡記傳體史書,而更喜歡編年體。

    個人認為,編年史中事件按照時間順序的自然排列,本身就給了讀者分析的空間。

    同時,我也不太看中曆史上某個人物的具體品德等,而是比較重視他們一系列文治武功的客觀效果,大概這就是為什麼我在《白話三國》裡相對很少評論人的品德分析他們的心思而是專注于事件的原因。

    其中的根源,以曹操唯才是舉的政策為例,這個政策實際上有被迫的成分在裡面:出身不是大世族的曹操在創業的初期争取不到名門大派的支持,一堆人整天圍着袁紹這隻"胖雞"的屁股後頭轉以及司馬懿甯可裝病也不出仕就是最好的說明。

    然而,這個政策顯然比過去的或明或暗的世襲制優越,反而成了曹操争奪天下的有力武器。

    如果曹操也是世族出身,他是否還會采取這個政策?很遺憾,曆史沒有給出一個證明的機會。

    某種意義上講,曆史隻看結果不問原因。

    另外,從評價曆史人物的标準來看,我記得李澤厚在講儒學複興的時候反複強調一點就是應當将公德和私德分開。

    因為私德對個人而言,主要是指道德修養,而公德則是對社會而言,主要在個人能力,所以兩者并不能混為一談。

    孔子雖然很強調政治人物的私德,但從其對管仲的态度就可以看出,至少孔子是認為對政治人物而言,公德是在私德之上的。

    另外孔子曾經說過“苛政猛于虎”,從這點看評價曆史人物,尤其是一個地區時期軍政首腦的标準并非為人是不是“虎”,而應看他實行的是不是“苛政”。

    孟子也很明白地說,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儒家素來講究經權之變,就是因為凡實際從事政治活動的人,都必須以公衆行為為标準而不是以個人修養為準,而這兩點是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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