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車上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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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二十美元固然不多，但對當時的我來說，還是被剜了一刀的。
那時我正懷着孕，丈夫找不到工作。
丈夫是off—offBroadway的演員，有事做也掙不了多少錢。
生活費主要靠我來掙。
” 說到這裡，她停下喝了口葡萄酒，似乎想用酒來觸發往事的回憶。
“中意那幅畫？”我試着問。
“畫并不中意。
”她說，“剛才也說了，畫本身也就比外行筆下的強一點點，不好也不壞。
我中意的是畫上的年輕男子，是為了看那男子才買畫的，沒别的目的。
捷克人為畫得到承認而喜出望外，德國小夥子也有點吃驚，但他們怕是永遠理解不了的，理解不了我買那幅畫的真正意圖。
” 聖誕節頌歌磁帶也至此轉完，随着“咔嚓”一聲響，深重的沉默籠罩了我們。
她在粗花呢裙子上叉起手指。
“那時我二十九歲。
按一般說法，我的青春快過去了。
我是想當畫家才到美國來的，結果畫家沒當成。
我的手不如我的眼睛厲害。
我什麼東西也沒能用自己的手創造出來。
那畫上的男子，我總覺得他就像是我自身失卻的人生的一部分。
我把畫挂在住所房間牆上，每天看着它過日子。
一看到畫上的男子，我就痛感自己的損失是何等慘重，或者是何等輕微。
“丈夫常開玩笑，說我戀上了那個男子。
我總是一聲不響地盯視那幅畫，也難怪他那麼想。
但他沒有說對。
我對那男子懷有的感情類似sympathy。
我所說的sympathy不是同情不是共鳴，而是指兩人一起品味某種無奈。
您可明白？” 我默然點頭。
“由于看出租車上的男子看得太久了，不覺之間他竟成了另一個我自己。
他理解我的心情，我理解他的心情。
我懂得他的無奈：他被禁锢在名叫平庸的出租車中，他無法掙脫出來，永遠，真正的永遠。
平庸讓他在那裡栖身，把他囚在以平庸為背景的牢籠裡，您不覺得可悲嗎？”她咬着嘴唇，沉默了一陣，又開口道，“總之就是這麼一件事，沒有藝術感染力沒有沖擊力，什麼都沒有，感性也好皮膚性沖擊也好都談不上，但如果您問留在心中最久的畫，倒有這麼一幅，隻此一幅。
這樣理解可以麼？” “有一點想問，”我說，“那幅畫現在還在嗎？” “不在了，”她應聲回答，“燒掉了。
” “什麼時候？” “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一年五月。
覺得倒像最近的事，實際上快過去十年了。
各種麻煩事一個接着一個，使得我決心和丈夫分手返回日本，孩子也放棄了。
具體的我不太想說，請允許我省略掉。
那時我什麼都不想要了，無論什麼，包括那裡俘虜過我的所有理想、希望、愛，以及它們的殘影，一切的一切。
我從朋友那裡借來敞篷卡車，把房間裡所有東西運到空地，澆上煤油燒了。
‘出租車上的男人’也在裡邊。
您不覺得那情景挺合适放感傷音樂？” 她微微一笑，我也報以微笑。
“燒畫我并不可惜。
因為燒在使我本身獲得解放的同時也解放了他。
他通過燒而得以從平庸牢籠中解放出來。
我燒了他，燒了我的一部分。
那是一九七一年五月一個天朗氣清的下午。
之後我回到了日本。
您看，”她手指房間四周，“就這個樣子。
我在經營畫廊，生意一帆風順。
怎麼說好呢，我有經商才能吧，肯定。
現在獨身，沒什麼難受的，也過得挺舒服。
不過，‘出租車上的男人’的故事并沒有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下午紐約的一塊空地上結束，還有下文。
” 她從煙盒裡取出一支煙，用打火機點燃。
攝影師輕咳一聲，我在椅子上換個姿勢。
煙徐徐上升，被空調機吹散消失。
“去年夏天，在雅典街頭遇上了他，是他，是‘出租車上的男人’，沒錯，的确是他。
我在雅典出租車的後座同他坐在了一起。
” 那完全是偶然。
她正在旅行，傍晚六時許從雅典埃及廣場前搭出租車去巴西裡西斯·索菲斯大街
那時我正懷着孕，丈夫找不到工作。
丈夫是off—offBroadway的演員，有事做也掙不了多少錢。
生活費主要靠我來掙。
” 說到這裡，她停下喝了口葡萄酒，似乎想用酒來觸發往事的回憶。
“中意那幅畫？”我試着問。
“畫并不中意。
”她說，“剛才也說了，畫本身也就比外行筆下的強一點點，不好也不壞。
我中意的是畫上的年輕男子，是為了看那男子才買畫的，沒别的目的。
捷克人為畫得到承認而喜出望外，德國小夥子也有點吃驚，但他們怕是永遠理解不了的，理解不了我買那幅畫的真正意圖。
” 聖誕節頌歌磁帶也至此轉完，随着“咔嚓”一聲響，深重的沉默籠罩了我們。
她在粗花呢裙子上叉起手指。
“那時我二十九歲。
按一般說法，我的青春快過去了。
我是想當畫家才到美國來的，結果畫家沒當成。
我的手不如我的眼睛厲害。
我什麼東西也沒能用自己的手創造出來。
那畫上的男子，我總覺得他就像是我自身失卻的人生的一部分。
我把畫挂在住所房間牆上，每天看着它過日子。
一看到畫上的男子，我就痛感自己的損失是何等慘重，或者是何等輕微。
“丈夫常開玩笑，說我戀上了那個男子。
我總是一聲不響地盯視那幅畫，也難怪他那麼想。
但他沒有說對。
我對那男子懷有的感情類似sympathy。
我所說的sympathy不是同情不是共鳴，而是指兩人一起品味某種無奈。
您可明白？” 我默然點頭。
“由于看出租車上的男子看得太久了，不覺之間他竟成了另一個我自己。
他理解我的心情，我理解他的心情。
我懂得他的無奈：他被禁锢在名叫平庸的出租車中，他無法掙脫出來，永遠，真正的永遠。
平庸讓他在那裡栖身，把他囚在以平庸為背景的牢籠裡，您不覺得可悲嗎？”她咬着嘴唇，沉默了一陣，又開口道，“總之就是這麼一件事，沒有藝術感染力沒有沖擊力，什麼都沒有，感性也好皮膚性沖擊也好都談不上，但如果您問留在心中最久的畫，倒有這麼一幅，隻此一幅。
這樣理解可以麼？” “有一點想問，”我說，“那幅畫現在還在嗎？” “不在了，”她應聲回答，“燒掉了。
” “什麼時候？” “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一年五月。
覺得倒像最近的事，實際上快過去十年了。
各種麻煩事一個接着一個，使得我決心和丈夫分手返回日本，孩子也放棄了。
具體的我不太想說，請允許我省略掉。
那時我什麼都不想要了，無論什麼，包括那裡俘虜過我的所有理想、希望、愛，以及它們的殘影，一切的一切。
我從朋友那裡借來敞篷卡車，把房間裡所有東西運到空地，澆上煤油燒了。
‘出租車上的男人’也在裡邊。
您不覺得那情景挺合适放感傷音樂？” 她微微一笑，我也報以微笑。
“燒畫我并不可惜。
因為燒在使我本身獲得解放的同時也解放了他。
他通過燒而得以從平庸牢籠中解放出來。
我燒了他，燒了我的一部分。
那是一九七一年五月一個天朗氣清的下午。
之後我回到了日本。
您看，”她手指房間四周，“就這個樣子。
我在經營畫廊，生意一帆風順。
怎麼說好呢，我有經商才能吧，肯定。
現在獨身，沒什麼難受的，也過得挺舒服。
不過，‘出租車上的男人’的故事并沒有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下午紐約的一塊空地上結束，還有下文。
” 她從煙盒裡取出一支煙，用打火機點燃。
攝影師輕咳一聲，我在椅子上換個姿勢。
煙徐徐上升，被空調機吹散消失。
“去年夏天，在雅典街頭遇上了他，是他，是‘出租車上的男人’，沒錯，的确是他。
我在雅典出租車的後座同他坐在了一起。
” 那完全是偶然。
她正在旅行，傍晚六時許從雅典埃及廣場前搭出租車去巴西裡西斯·索菲斯大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