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長馮雪峰

一句套語，“餘生也晚”，敬仰魯迅先生，卻未能有得識大師之緣，我的授業師顧随先生都對我說過未及親炙迅翁為憾，他隻以私淑弟子自居，何況于我。

    與魯迅有關的重要人物我也茫無知識。

    誰知，馮雪峰成了我的“上司”——我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是他請中宣部下調令的。

     我到社不太久(1954年夏初)，一天聶绀弩(古典部主任)找我，說社長來看你。

    我當時正在别屋與同事張友鸾說話，隻見馮社長來了。

    這兒沒有“客位”座椅，隻有張友鸾的一個活動躺椅(即可以支架折疊的帆布椅)，他就坐在椅上。

     觀其人，溫文爾雅，笑容可掬，很客氣，向我說了幾句話，大意是：社是草創，條件很差；你來了很好，可以幫助他們的工作。

     我一切生疏，也隻能做簡單的寒暄性酬對。

     此為初見，以後不再見。

    大約他當社長也隻是個挂名差事，并不真管工作。

    有一天，忽然接到他一封信。

    此件信劄我保存多年，後經“文革”抄家，與許多珍貴書簡，俱已不知在亡——樣子還記得清楚：信箋是朱絲欄式，濃墨的毛筆字，豎寫，隻是詞句早忘光了。

     那信與出版社無關，而是為了《文藝報》，他是這份雜志的主編(此報當時是16開的多頁期刊，非現時的單張4版的報紙)。

    說的大緻是因《紅樓夢》的讨論，要我撰文支持的意思。

     以後，忽又由聶公通知我，馮雪峰要約我晤談一下。

    當日晚上，我到社，聶與巴人(王任叔)已在一輛黑色汽車上，我上了車，聶公自己坐司機旁，把我讓到巴人的旁位。

    車在夜晚開動，我根本辨不出何方何向——至今不知馮公之原住處是什麼地方(不是後來北新橋附近的那一處)。

    隻記得門是日本式的木闆旁推(入夾牆)的異樣房門。

    三人進入落座，旁無他人，馮公親自忙活倒茶。

     他約我的意思仍然是為了《文